“就业”不是典型的市场化的“私人物品”吗，怎么成了公共品？有人也许会问，不错，就一般的个人而言，你是就业还是不就业，怎么就业，在哪里就业，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因此，你要就业就只能找市场，而不能找市长。但是，当一些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很难就业的时候，“保障（最低）就业”就成了公共品。

　　人人都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个权利最集中地体现在就业上。当弱势群体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够享有这个合法权利的时候，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其他群体也因此不可能安享这个权利。想想吧，当我们周围大量充斥着失业的人群，我们能安心就业吗？显然不能。如果政府不承担起保障这些群体最低就业的责任，那么，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受到威胁。这是“保障就业”作为公共品的第一层含义。所以，曾有经济学者分析说，富人向国家多缴一些税，国家因此可以将之用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富人因此获益良多。

　　有人会问，不是有失业保险吗，干吗还要保障就业？姑且不论失业保险金的高低，就算它能够满足最低生存要求，甚至于它比就业的最低工资还高，失业保险金也不能够替代最低就业保障，因为前者只保障“生存”而忽略了“发展”，“人”只有在“就业”中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这是“保障就业”作为公共品的第二层含义。

　　我们现在比以前更重视就业了，一些地方已经把“就业”看得比GDP还重，使之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政绩的指标之一。但是，“保障就业”的公共产品性质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反映在政策层面上就是大而化之地引导的多，注重中、高端就业的多，而对于如何改进就业环境的细致的工作、对于低端就业则很少有人关注。我们的各级政府仍只是把自己看成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者”、“引导者”，而不是“最低就业保障者”，一些部门甚至成为最低就业的“阻碍者”。我们当然不是提倡政府重新把就业包办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把低端就业市场的门槛降至最低，或者甚至是财政完全承担就业成本，从而实现低端就业市场零成本就业。比如，我们能否把个体经营证照等收费免除？能否把集贸市场的摊位费降至零？我们在管理市场和市容的时候，对街边个体商贩能否少一些粗暴、多一些疏导？我们的《公司法》能否从允许开办“一人公司”发展为允许开办“一元公司”……

　　总之，只有充分就业的社会，只有让大多数弱势群体成功就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最低就业”视为公共品予以彻底“保障”！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