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西部企业频频在资本市场翻车，纷纷夭折上海滩，融资渠道不断扭曲，原因何在？

　　曾几何时，西部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多的是通过“买壳上市”、“股权融资”、“重组并购”等所谓的资本运营方式融通资金。就西部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而言，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问题百出。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遭受沉重打击的新兴违法犯罪活动，经常迅速向西转移，进而死灰复燃，比如“非法集资”、“地下外汇买卖”、“非法商品期货”等，甚至连大毒枭刘绍华的毒品加工厂都曾由南方转移到了西部。

　　发源于西部的中国最大民企德隆集团的兴衰，似乎总是与有“中国曼哈顿”之称的上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将德隆早期的成功比喻为“国退民进”的典范，也有人将德隆后来的市场退出说成是“国进民退”的模式，这实际上是在谈论一个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就原因而言，笔者认为，德隆衰败的表面直接原因在于资金链断裂，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没有实现有机结合，德隆不应该在上海成立管理总部。实际上，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德隆没有持续的企业赢利模式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卖血吸毒”式的企业赢利模式是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的通病。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集资金、信息、人才之优势，吸引了全国和世界的投资目光。许多西部企业出于善良美好的愿望，纷纷来沪设立各类企业机构，希望在此通过招商引资和资本运营，大展宏图，最终的结局是大多葬身于上海滩，经验教训十分惨痛。大多数东部企业投资落户西部地区都有钱赚，相反，西部很多企业纷纷夭折上海滩，对这种现象准确的经济学答案似乎难以找到，恐怕也只有以后靠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界大师们的智慧才能说清楚。

　　不难发现，西部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每一笔金融不良资产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都与融资方式创新中扭曲的利率密切相关。每一种融资方式的背后都是无数“钱虫儿”通过获取资金息价暴富发家的历史。由于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和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再加上严厉的监管，使西部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成本加大，收益趋于缩小。于是，“资本寻找牧羊人”，资本贪婪的目光在转移。新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打击金融犯罪力度，但对“钱虫儿”惩治的相关法律规定还略显不足。

　　按照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律制度来理解，只要一个公司中母子公司之间保持持股、参股法律关系，即可称之为集团公司。德隆企业集团既有房地产项目，又从事金融机构业务，甚至还从事旅游事业，因此严格地说，它是一个以金融企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企业集团。政府如果仍然用监管商业银行或券商的办法来管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在会计科目设置上就不一致，金融企业与普通工商企业本质上就更不一样。

　　通过股权投资，德隆控股了许多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和地方商业银行。现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体制，由于各监管主体不能共享监管信息，加上相关法规的缺失，民企天然的脆弱和人性的“道德风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政府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错位和空位。

　　西部金融企业违规违法经营更多的是呈“低能儿”特征，由于西部地区国企成分比例过大，民企比例过小，许多民企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在“挣钱”与“圈钱”、“主业”与”辅业”、“产业”与“金融”、“人才”与“奴才”、“本土”与“外埠”、“靠山”与“火山”等许多重大市场挑战面前，混淆了本质，企业违规违法经营酿成金融风险，威胁地方财政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也就难以实现，充分印证了“坏事多为好人所为”之古谚。

　　笔者建议，西部企业最好能够立足家乡、扎根本地、丢掉幻想、办好主业、重塑形象，以创新的盈利模式来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来重构未来发展战略。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