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教授在《新财富》上的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引用了Angus Maddison的资料，显示国家人均GDP与平均工作时数成反比的趋势，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制度，需要保护产权及合约执行的机制，而中国的制度不完善，不利于市场交易，很大部分的努力也就在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

所以，尽管中国人如此勤劳，却仍然不富有。

　　这样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是不是就能解释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象呢？或许可以拿印度来比照。印度在制度化上远走在中国前面，因为有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也因为1947年独立后就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若以律师的密度来衡量一国的制度化程度，印度每1000白领职员中就有34位律师，密度仅次于美国（每1000人38位律师）。可是，印度的人均GDP为500多美元，仅为中国的一半。

　　其实，传统观念并没有错———勤劳创造财富。但是，财富创造的速度却又是由行业性质决定的。经济学有一个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基本概念，意即为每一额外产品所增加的成本。比如，某家零售商的毛利为20%，进货成本就是80%，它多卖了1台1000元的电视，因经营费用不会增加，增加的只是进货成本，所以那销售的边际成本就是800元，若多卖10台，边际成本约为8000元。当然，众多产品都有此特性，它的边际成本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大幅度变动。商业中的成本也代表付出，所以，若要更大收益，就要付出更多。

　　然而，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产品，其成本竟不具以上特性。那就是无形产品（Intangible Products），包括属商业秘密或受专利保护的技术知识产品。此类产品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近于零。就因为它，行业游戏的规则完全改变了。

　　不妨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为例，它的拍摄耗资2亿美元，甚至都超过了当年此艘船的建造成本（那时的150万英镑，转化成现值约为1.2-1.5亿美元）。但影片制作与造船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主要成本发生在第一个产品上。那第二个、第三个产品（也就是影片拷贝）成本是多少呢？几乎等于零。而《泰坦尼克号》上映后，前38个星期全球票房收入就达到12亿美元，其它还有电视转播、影碟、音乐等的巨额收入。那是一本万利，盈利是空前的。

　　微软公司又是一例子。它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工，开发出了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但软件的制作成本发生在第一个产品上，再增加生产也是复制成本，是那几片CD的价格吧？可微软产品在市场上处主导地位———全球个人电脑中每10部就有8部是使用微软的视窗系统，利润是惊人的。根据公司的财务报表，视窗操作系统获利高达销售额的86%。

　　再看酒店业，今天的高档酒店已成为全球行业。一些跨国性的企业如喜来登（Sheraton）、希尔顿（Hilton）、万豪（Marriot）等都以加盟方式连锁扩张。那加盟费实在不菲，如希尔顿先要一次性收取加盟费（起价7.5万美元），然后还要每年收权利金（销售额的5%）和项目费（销售额的4%）。品牌是它们最有价值的资产，那是无形的，只要维护好了也就财源滚滚而来。

　　还有美国的高通公司（Qualcomm），它通过巨大投入，发展起了CDMA数字无线通讯技术，今天那些使用此技术的手机公司都要付它权利金。随着CDMA技术的普及，它的收益也就越来越大。仅2005年的授权和许可金收入就高达20亿美元，近于公司总收入的40%。那可几乎是无本买卖啊！

　　由上述种种就可以明白，西方国家大量地在从事着无形产品的创造，那些产品边际成本极低，也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所以，他们的巨额财富并非因勤奋而来。而我们中国人却在干着传统行业。一个成衣厂熟练工人做一件衬衫工钱若是5毛钱，要赚5块就得做10件，要赚50块钱就得完成100件。他得靠勤劳才能集沙成塔。可因为是低技术工作，很容易为人替代，老板还会来压低工资，因为他也面对着价格竞争的巨大压力。

　　要使无形产品产生价值，还得有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着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那《泰坦尼克号》和微软的软件就只能以近于拷贝成本的价格出售，各式酒店都会打出希尔顿或万豪的牌子以搭免费车，高通公司则收不到许可金。反思中国，若重视知识产权，那也就不会菜刀都是王二麻子、剪刀都是张小泉的了。若再回溯到北宋时期，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也应坐拥百万了。

　　然而，政府又为什么必须去保护知识产权呢？因为只有如此，社会才有创新的动力，才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产品，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才有今天在科学技术上的遥遥领先。

　　概括起来，陈志武的解释，只说明了经济发展要有完善的制度。而中国人之所以勤劳却不富有，根本原因是大量地从事着知识含量较低的生产。同样的，这也是印度落后的原因。（◎刘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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