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接见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时候，谈到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0.2％，并强调，我们并不刻意追求高增长，更关注质量和有效发展。最高领导人通过并非通常的政府发布渠道直接对经济数据表述关注，是很罕见的。

过快的增长显然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较大的担心。我们过去几个月来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也一直在提醒市场对经济过热的关注。

　　统计数据显示过热

　　除了第一季度10.2％的GDP增长外，还有一些数据也引起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忧。

　　一个数据是最近人民银行4月14日公布的新增贷款数据。第一季度银行的新增贷款达到1.26万亿，人民银行年初公布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是全年银行新增贷款时2.5万亿。1.26万亿意味着第一季度银行的新增贷款已经超过全年目标的一半。第一季度的新增贷款增长幅度，使全年新增贷款的增长趋势大大超过预期，对货币政策的目标控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数据是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比去年同期的24.5％的增长加快了2.1％, 投资增长仍然呈上升态势。

　　第三个数据是新建项目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增长2.5％达到47.1％。对新增项目的投资是系列投资的开始，意味着后续投资的跟进和将来投资的继续增长。

　　这些关键数据揭示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整体存在明显的投资反弹; 二是银行可能成为推动投资资金来源，投资反弹的重要支持。在政府还控制很大资源配置权和银行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投资冲动和资金来源很容易结合起来，固定资产的过度投资就不可避免，经济过热的概率就大大提升。

　　虽然有银行年初扩大贷款的季节性因素，但是新增贷款的过快增长，不能不引起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和关注。

　　GDP高增长目标推动过热

　　地方政府推动GDP增长的冲动，直接推动经济增高速增长，使经济增长过快。

　　最近各地方政府发布了本地的十一五规划方案。 与全国的7.5%相比, 部分地区的GDP增长目标：北京、上海和广东为9％, 山东是10％；河北和辽宁是11％；天津和内蒙古分别是12％和13％。

　　由此看来, 很多地方还是在追求高速度GDP增长，把“发展”理解成为“高速度”。 西部的理由是“西部大开发”。怎么大开发？，不快一点怎么开发。中部的理由是“中部崛起”。“崛起”就是相对其他地区增长“高”一点，东北要“振兴”，没有高增长如何“兴”得起来。东部要保持领先地位，所以上海、浙江和江苏保持高增长速度也是理所当然。

　　各地的这种保持高增长的思路带来的一定是投资大幅反弹。从总体经济形势上来判断，GDP增长的三大动力，消费增长的预期是平稳的，因为进口增长恢复的预期净出口会相对下降。要推动高增长，投资需求再次成为GDP高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果GDP的业绩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得到矫正，特别是目前地方政府还能一定程度影响银行资金投向和其他资源配置的情况下，一不注意，就有产生新一轮过度投资，创造更大的过剩产能的风险。

　　而且地方政府的高增长率都是贯穿十一五规划的思路，换句话说，平均10％以上的增长率是以后五年的增长目标。但是如果不断投资过度使资产价格、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资产价格增加，而过度投资又不断产生一般消费品生产过剩和一般消费品价格下降，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如果到了经济体系不能承受这样的恶性循环的时候，经济就可能不但不能持续10％增长相反会大幅下滑，最后就会出现一次大的通缩与经济衰退。经济的“发展”可能要付出更大代价了。

　　政策可能又要调控过热

　　胡总书记如此关注，问题一定比较严重。要避免再次过度投资、经济过热产生严重后果，政府很可能又要多管齐下来打击经济过热。货币政策首先可能要发出信号，控制货币总量遏制过度投资；信贷投资很快就要根据货币政策的信号调整。货币政策很可能是最先动用的工具。

　　具体来说，央行很可能会采取以下几个杀手锏：

　　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回收银行间市场的过大的流动性，相应减少经济循环中的货币总量。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减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贷款减少加上乘数原理，马上可以相对准确地把握几万亿以上的总量货币的减少。相对提升利率而言，还有避免提升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优势。

　　提高基准利率，因为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利差较大，也不是完全没有调整空间。

　　最近央行增加把个人外汇购汇额度从5000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的外汇管理政策改革，加上QDII的海外投资制度的启动，如果配合恰当，加强个人购汇意愿，在缓解外汇积累过快的压力的同时，也一定程度解决外汇占款过大的困惑，对提升货币政策的效率有积极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恢复资本市场的融资再融资，提供投资渠道和机会，扩大长期直接融资，减少银行间接融资比例，从减少上市公司的间接融资需求的角度，一定程度缓解银行过快增长的新增贷款，也减少银行短存长贷的风险。

　　上述货币政策和一些相关的举措从货币总量的控制的角度发出“银根收紧”的信号，对银行新增贷款的增长有总量控制的作用，进而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产生影响，也对回收银行过大的流动性有一定帮助。

　　对于地方政府的高增长目标，政府很可能会通过行政手段来治理，特别是要改革把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作为政绩目标。对干部的升迁要以创造就业的人数，农民收入的增长，公共事业的改善，等等为考核指标。GDP增长要严格节能和环保标准的指标，不能不计成本的追求高增长。不计成本的GDP的高增长与“大跃进”时代的砸锅卖铁大炼钢铁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虚假亩产量一样，不是实实在在的“跃进”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是造成过度投资的直接推动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总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来源，没有贷款支持，不可能达成投资的目的，也就不会出现投资推动的高增长。银行体系和经营模式不彻底改变，在中国高储蓄的现状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不容易遏制的。利率的调整有利于培养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适应能力。银行可以随着基准利率的变化，改变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经营模式，提高对新增贷款的管理水平，有助于改变银行盲目支持不计成本的高速度增长的地方政府行为。

　　更直接更见效的调控手段是行业调控。根据目前各行业的发展态势，我个人认为房地产也可能会首当其冲。对房地产业的开发贷款和土地，特别是高档房地产的限制和约束可能会加大。各方面不妨做两手准备，应对变化。

　　另外一个可能被调整的行业是政府出资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是长期的，但是目前这种大上快上的方式，政府投资的方式，会造成经济的不平稳发展，因此适度调整很有可能。

　　“春江水暖鸭先知”。证券市场应该最敏感货币政策的变化和产业政策调整。如何在下一轮调整中找到机遇，应该有前瞻性的准备。与环保节能有关的行业有持续性和长期投资价值；参与乡村公路和新农村建设的行业也会有发展优势。对于货币政策和其他调整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早做准备，争取最小化可能的损失。

　　现在还是十一五规划第一年的第一季度，还为时不晚。一旦清楚看到了问题，只要下定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局面就一定可以控制。 作为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我们， 也一定要尽早认清形势，把握机会。 有本事的企业家，在国家经济大调整中，不但能减少损失，还要把钱赚出来 。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