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　Harding(乔治华盛顿大学　国际政治教授) 孙亮(乔治华盛顿大学　商务印书馆)

　　外交家需要有语言学的天分———这并不只是一句讽刺。外交辞令的确常常用来扬善隐恶；但词语的妙处是，一旦创造出来，就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人们的想象空间，继而影响其行为。过去1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用词有几次引人注目的演变，从国际政治和语言学的角度都颇值得玩味。

　　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美中关系的冰期。到了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盟国纷纷“解冻”，华盛顿也意识到孤立和隔绝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怎样为自己打圆场呢？无论是对北京还是对国内虎视眈眈的在野党，白宫都不愿留下向中国示好的印象，因此反复声明，美国和中国的交往是服从于美国利益的，甚至可能促使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全面接触”政策应运而生。

　　Engagement的“订婚”这一层亲密的意思，显然是华盛顿避之唯恐不及的。另一层相反的意思是战斗中敌对双方的遭遇战，或者战役。“全面接触”是否有“全面和中国作对”的意思呢？就当时美国国内反对和中国修好各方态度之强硬来看，答案也许不是完全否定的。某些中国观察家当时也曾因此发出激烈的言论。

　　然而，克林顿政府当时看重的可能是engagement的另外一层含义。作为接触的engage，其表层意思是主动开始谈话或者行动，延伸意义则是两个互相咬住的齿轮———双方保持一种紧密相接的关系，但一方却如主动轮决定着被动轮的速度一般，始终占据主动，引导对方的行为。从美国的角度看，一唱一随，一主一从，可谓一种紧密合作的和谐秩序。然而中国却并不热衷于“被动”，这在同样存在歧义的另一个词“integration(融合)”的解释中也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成为海内外的热门话题。然而“融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美国希望把中国“化”入“国际秩序”的乾坤伞中，中国却另有主张。笔者听过最一针见血的解释是，一位中国学者在某国际研讨会上不紧不慢地说：“美国想把中国融入一个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接受这种融合，但不接受这个领导。(The　U.S.wantstointegrate　China　into　a　US-led　international　system.China　accepts　the　integration,but　not　the　leadership.)”

　　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

　　“全面接触”描述了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理想的中美关系的过程，但并没有说明这种接触应该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中美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1997年，借两国元首会晤的时节，双方外交官又开始琢磨语言上的创新。当时，双方谈判者各自坚持一个形容词，“建设性的”和“战略的”，结果皆大欢喜，首脑们宣布“致力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build　towards a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这个令人瞩目的表达似乎说明，北京和华盛顿一面要强调双边关系的积极性，一面要暗示伙伴关系比紧密的同盟还相去甚远。战略“strategy”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和战术(tactic)相对，专指针对长期趋势和全局利益所作的部署；这也是中文“战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决定全局的策略”。言下之意，中国和美国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却有许多共同的长期目标；看到了这个长期趋势，关系才会稳定。

　　不过，从语言学上看，strategy还有一层日常的含义，即“具有特别针对性的，有特定利益的”：也就是策略上的，甚至是实用主义的行为。这样理解的话，战略伙伴，即在有特定战略利益重合的时候才搭伙的朋友。许多一贯对华冷淡的美国观察家希望中国在制约朝鲜上有所作为，可称是这一“战略”思维的表现。

　　双方的表态已经相当谨慎，何况“致力建设”也不等于已经建设成功。但是，由于克林顿的确在对华政策上有积极的转向，此词一出，在野的共和党人一片哗然。甚至有特别敏感的反对派声称，strategy来自军事或者战争背景；“战略伙伴”容易令人想起“军事同盟”：难道克林顿天真到准备和中国结成防卫上的合作么？由于日语对strategic的翻译也含有“战”字，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联合声明在美国在亚洲的最大盟国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从另一面来说，这未尝不说明中国多年发展的成就，迫使外国政府冒国内政治的风险作出“战略”调整，是中国在外交上体现的一个胜利。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2000年，小布什政府甫上台，就迅速地把“战略伙伴”改成了爱憎分明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雄心勃勃的新保守主义外交班底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成见：“战略竞争”就是从长期而言围绕两国核心利益展开的竞争。这种好战的想象常常使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对双边关系中的摩擦大惊小怪，杯弓蛇影，几乎真的像克劳塞韦茨(Clausewitz)比喻的一般，把外交当作了战争的延伸。

　　驯服气焰嚣张的鹰派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让他们真正执政。近年来，共和党人不情愿地发现，美国在长期短期的“战略利益”上的确必须借助中国。“战略竞争者”也渐渐淡出了华盛顿的话语场。2005年，新任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在纽约全美美中关系协会上首次提出：希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responsible　stakeholder。Stakeholder开始译为“利益相关方”；最近，中国外交部特别发文，统一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乍一看似乎文法特殊，背后的语义区别却值得玩味。

　　Stake，原来指下注的财物。赌博双方将赌注委托给第三方stakeholder，待胜负分明时由其交给赢家。但天长日久，今日的stakeholder已经发生重大的转意，转而指对于某个现象，或者某件事的结果持有特别利益和关注。照字典解释，stakeholder不仅仅是一般地“受影响”或者“利益相关”，而是更加关心“某个团体或组织是否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并持续地提供其产品和服务”。托尼·布莱尔当选首相之后，号召英国人合力建设一个“利益攸关者的经济体(astakeholding　economy)”,也是取这个意思：经济体系不应该只是互不相干的个人争斗和渔利的无情战场，而应该是能尊重所有参与者的需求、彼此承担责任的有机整体。

　　打个比方，店铺的股东(shareholder)不一定是stakeholder，而stakeholder也不一定是股东：也包括商店的邻居或者常客。分散的小股东也许只关心年终分红；偶尔经过进门买一包香烟的路人和商店的关系也是随意而短暂的。相比之下，邻居和常客们却会因商店是否开门、提供什么样的货品、是否参与社区服务而受到切实的影响。

　　这样说来，“利益相关方”的确没有反映出美国在stakeholder这个定义中对于中国的期待。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大概具有以下几重含义：一、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现在必须为她在体系内的角色作出定义。二、中国不仅仅是当前国际制度的“受影响方”，而是很大的受益者。中国对于保证这一体系的顺利运转符合中国的利益。三、作为一个“利益攸关方”，中国需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也就是说，不能光做“被动的利益攸关方”，搭顺风车，而要愿意为促进国际体系的活力和效率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对华政策长期飘忽不定之后，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代表了保守的布什政府终于对中国的国际作用做出了稍稍符合实际的评估———尽管有些无可奈何。但是新词语的背后，多年来主导美国外交语言的逻辑仍然若隐若现：美国已经是“世界体系”及其伦理的代言人和守卫者，其他国家理应接受这一事实。

　　然而，这两个词还有一些弦外之音，华盛顿的始作俑者未必准备好完全接受。中国当然并不反对建立一种权责相当的国际体系，但是要使“利益攸关者”更为“负责”，就要给予其参与制度建设和规则制定的权利。一个不由参与者控制和影响的“秩序”或者“体系”，也不能指望他们无条件地服从，有责而无权。其次，凡制度必须具有普适性才有公信力：面对“此处除了约翰禁止停车”的告示，谁会觉得不荒谬呢？即使美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是财大气粗的“霸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维持“法治模范”的面子，也就必须忍受其他成员利用制度的力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霸权主义的这一根本悖论，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国际体系中有所作为：比如培养自身能力，在WTO中积极参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审议。如此往复互动，“国际体系”才会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才能在动态中不断重建一种真正的稳定。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说是对国际体系———而不是对美国———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

　　外交语言和外交政策相似，其力量有时在于精心设计的不确定性。4月，一个春日的午后，胡锦涛主席飞往美国西海岸。中美外交官们此时大约又在字斟句酌了。

　　(本文参考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