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策略只能解释芬兰成功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增长的保障，而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芬兰总理马蒂万哈宁说

　　□ 本刊记者 王丰　实习研究员 柯兰如 郑泽仁/文

　　一个只有区区520万人口、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内的国家，其税率之高在全世界更名列前茅——它将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对于这个问题，马蒂万哈宁（Matti Vanhanen）的眼睛在黑镜框后面闪出了轻松的微笑。显然，对于这位51岁的芬兰总理来说，这是一个百答不厌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表的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他的国家已经连续两年占据经济竞争力全球第一的宝座。

　　“芬兰的策略，就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4月26日，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万哈宁在接受《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记者专访时这样说。然而，这个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30、独立历史不过89年的北欧国家，其“全球化”有着不一样的内涵。

　　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保障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芬兰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550亿美元，在全球排名50名左右。“我们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3％——当然，如果整个欧盟的经济情况不是这么糟糕，我们的增长率会大大高于这一水平。”万哈宁说，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的创始国之一，芬兰经济在传统上与欧盟整体的发展情况密不可分，其70％的贸易额都是在欧盟内部发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欧盟整体的经济停滞，的确对芬兰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芬兰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曾高达3.5％，在欧盟12个创始成员国中实属表现不俗。与此相比，2005年芬兰经济有些黯然，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其实际增长率只有1.5％。

　　但是，精明的芬兰人并未把眼光局限于身旁那些富裕但问题缠身的欧洲邻居身上。“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的对策之一是努力扩大与欧盟之外的贸易，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万哈宁说。

　　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万哈宁如数家珍地对《财经》说，芬兰与中国的贸易额在2004年同比增长接近60％，与俄罗斯的贸易则每年都以超过30％的速度稳定发展。现在，中国已成为芬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芬兰同样成为中国在北欧地区的第一大伙伴。

　　即便如此，“全球化”策略只能解释芬兰成功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增长的保障，而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2004年芬兰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达43％，与丹麦、瑞典等其他北欧国家一道排名世界前列。在北欧国家传统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下，万哈宁首先强调的是芬兰对教育与研发的高额投入。

　　芬兰在1919年的宪法中，就要求实施免费基础义务教育和政府提供的职业及高等教育，旨在向全部人口提供公平、广泛的教育机会。近年来，芬兰的研发投入一直高居GDP的3.5％左右，远高于欧盟25国平均1.9％的水平，且目标是2010年要达到4％。

　　改善欧盟竞争力

　　早在2003年，万哈宁的前任、芬兰首位女总理安内莉耶腾迈基上任刚三个月，就因在竞选中泄露政府机密而被迫辞职。时任耶腾迈基政府国防部长的万哈宁临危受命，被委任为总理。

　　在去年的芬兰总统选举中，万哈宁还作为候选人之一，对总统塔利娅哈洛宁提出挑战，但哈洛宁最终成功连任。2006年下半年，万哈宁将迎来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更大的机会：芬兰即将从现任主席国奥地利手中接过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位子。

　　最近几年，欧盟内部始终就发展道路问题争论不休。英国、德国和北欧国家等产业结构改革较早且取得成功的国家，主张减少贸易壁垒、削减农业补贴、遏制“保护主义”、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鼓励科技创新等政策，以改善欧盟整体的经济竞争力。但是，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保护主义”倾向浓重的国家，这些政策遭到了强烈反对。

　　“我们还没有发表（芬兰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政策纲领。但在改善欧洲竞争力的问题上，芬兰与英国的立场非常接近。”万哈宁说。

　　“我们与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有不同意见。芬兰的大部分纺织品和制鞋业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败给南欧国家，90年代初期又丧失了前苏联的市场，国内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在这之后，我们彻底改变了策略，增加了对科技研发和新领域的投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芬兰在危机面前，以短期代价换取了长期竞争力，其经验或可为一些在改革问题上裹足不前的欧洲国家所借鉴。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趋势下，芬兰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开始遇到挑战。

　　万哈宁说，芬兰曾长期拥有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但是，从2005年开始，这一形势开始逆转。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一说法：2004年中芬贸易总额超过50亿美元，中方有5亿多美元的逆差；2005年，在两国62.5亿美元的贸易额中，中方已经转而享有10亿美元顺差。

　　与中国的许多其他贸易伙伴一样，贸易关系的扭转在芬兰国内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保护主义”呼声有所抬头。就此，万哈宁说：“我的政府正在努力说服公众，我们不应该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我们不会改变既有道路，最好的对策是加深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的合作，而不是倒向保护主义。”

　　与贸易关系相比，更令芬兰公众感到不安的，恐怕还是所谓“工作机会外流”问题。以电信巨头诺基亚、电梯制造商通力（Kone）等为代表的70多家芬兰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总共雇佣了超过3.3万名工人。

　　这引发了芬兰国内的担忧：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是否也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将流向人工成本低廉的中国，造成芬兰国内失业率上升？

　　“我们的确出现了一些工作机会流失向中国的情况，尤其是在电子工业。”万哈宁说，“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向人们解释：随着芬兰公司投身全球化，加大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投资，他们自身也得以壮大，就有更大的实力回本国投资，尤其是在研发方面。”

　　万哈宁说，像诺基亚这样的公司，在扩大在华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在芬兰国内的工作职位。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进行产业结构改革；你在某些领域失去的工作，会在同一公司的研发等高端职位找回更多的机会。”其实，芬兰人引以为荣的教育体系，在这方面也给国民增加了信心。

　　关心中国3G技术标准

　　在欧盟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万哈宁对芬兰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地位有更加具体的期待：“我非常有信心，在芬兰担任轮值主席期间，我们将决定启动与中国关于新的中欧框架协议的谈判。”

　　自1985年中国与当时的欧共体签订《欧共体与中国贸易经济合作协议》迄今21年来，这一协议始终没有更新。在欧盟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在国际政治领域合作不断加深的今天，新协议的空缺，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困扰双边关系的问题。

　　曾经引起高度关注的欧盟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自2005年以来似乎逐渐沉寂；欧盟方面往往以“中国尚未达到一些技术性标准”为由，拖延这一进程。在此次采访中，万哈宁仅仅表示，“芬兰基本上持积极态度，鼓励欧盟与中国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协商。”另一方面，他也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给予欧洲企业更多市场准入”两个话题联系起来。

　　一向致力于为本国私营企业游说的芬兰政府，对中国政府有关“3G”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态度问题，显得尤为关心。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倾向于本国技术标准；3G是面向未来的技术，我们希望中方对所有的技术标准保持公开、公平的态度。”万哈宁说。

　　尽管中国与芬兰在地域、人口、气候、资源等方面差异巨大，芬兰人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的发展为芬兰提供的机遇。万哈宁说，冬季漫长的芬兰在能源方面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因此，芬兰的工业与家庭在节能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和芬兰同为能源纯进口国，我们在节能方面有许多先进技术可以与中国分享。”他说。■

　　（本文刊于06年5月01日出版的《财经》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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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