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当韩国投资咨询企业Investusglobal原代表理事金在录由于收受14.5亿韩元帮助他人贷款或收购亏损企业而受到韩国大检察厅调查时，韩国金融界和商业界已经闻到了风雨的味道。

　　果然，不出所料，顺着金在录这条线索，种种蛛丝马迹牵出了又一个企业财团丑闻，这一次的主角是韩国第二大财团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郑梦久及儿子郑义宣。4月28日，首尔法院签发拘捕令，同意大检察厅拘捕郑梦久，以方便调查。一时之间，韩国朝野为之震惊，这一事件的余波甚至波及大洋彼岸———现代汽车集团先后宣布推迟了在美国和捷克开设生产线的进度。

　　现代上演的这一幕，再一次把韩国政治中普遍存在的权钱纠葛推到了台前。

　　“非法利益链”露出尾巴

　　整个“现代案”犹如一条长长的“非法利益链”。最先引起外界关注的是郑氏父子设立的一家服务现代和起亚的物流公司。通过对该公司资金流的调查，郑氏父子通过“两次倒手”来消除债务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郑氏父子的整个“非法利益链”中，最先引起外界关注的是郑氏父子2001年设立的Glovis公司。该公司享有现代和起亚汽车的专有出口运输权，郑氏父子只向这家公司注入了500万美元，但是去年该公司的赢利就高达8200万美元。利用韩国公司法现存的一些漏洞，郑氏父子通过Glovis公司已获利数亿美元。Glovis篡夺了本来属于现代集团的赢利机会，大大损害了现代汽车的股东及集团本身的利益。

　　今年3月26日，韩国大检察厅搜查Glovis的金库时，不仅发现了现金、可转让存单及美元等秘密资金，折合美元共计数百万，而且发现了详细记录贿赂政界人士等秘密资金用途的“账本”。原本针对“金融中间人”金在录行贿案的调查逐渐开始转向政界。

　　随着大检察厅调查的逐渐深入，4月13日，现代起亚秘密资金的走向逐渐开始明朗。大检察厅宣布，已经找到了有关金在录接受现代起亚的数十亿韩元后，为达到消除现代起亚债务而游说政、官界的线索。

　　据大检察厅掌握的资料，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汽车公司于2001年12月分别收购了WIA公司45.3%的股份，也就是说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共收购了WIA公司90.8%的股份。当时WIA公司的年均净利润达611亿韩元，但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以每股100韩元股价收购了该公司的684万股，花费不到7亿韩元。

　　“起亚汽车事件”发生时，起亚汽车又将银行债务达739.8亿韩元的WIA公司出售给了WIN&WIN21和韩国法兰工业，完成对该公司的剥离后，又在2001年12月重新收购WIA公司，且通过“parking”(将公司股权交由特定人保管)消除了债务。

　　继承权问题起疑云

　　通过对5家参与过现代起亚兼并活动的企业结构调整专业公司的调查，韩国大检察厅发现，现代汽车通过“倒手”拥有国家资金的子公司获取了巨额资金，一部分被用来购买了郑义宣经营权继承所需的股份，另一部分被疑流入了2002年总统选举时的政界。

　　4月初，韩国大检察厅的调查又开始转入有关现代起亚集团继承权问题。大检察厅首先宣布禁止起亚汽车公司总裁郑义宣离境，随后对与筹集秘密资金有关的5家企业结构调整专业公司(CRC)进行了突击搜查，开始全面展开调查现代起亚汽车集团经营权的家族内部继承疑点。

　　受到搜查的WIN&WIN21、WIN&WIN21企业结构调整专业公司、CNCcapital、文化创业投资和QcapitalHoldings公司均属收购亏损企业的公司。它们的职责是完成亏损企业的收购后，通过企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的价值，然后又进行重新转卖。大检察厅宣称，他们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起亚兼并其他经营不善企业的过程。同时，还参与了现代起亚低价收购bontecoWIA公司等子公司的过程。

　　韩国大检察厅认为，现代汽车集团以出售拥有国家资金的起亚汽车的子公司后，再以低价收购的方法筹集秘密资金，用来买进郑义宣经营权继承所需的股份。通过参与现代的上述收购获得，这5家公司涉嫌参与了筹集郑义宣的经营权继承资金的过程。

　　截至4月28日，韩国检方调查结果显示，郑梦久自2001年以来，共指挥集团筹措多达130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分别是从现代起亚总部筹集的460多亿韩元，从Glovis和现代Mobis、起亚汽车、WIA、现代资本等5家子公司筹集的680多亿韩元，以及通过虚假贸易筹集的230多亿韩元。其中，2002年，郑梦久筹集的秘密资金达480亿韩元，同年8月-12月总统选举期间使用了200亿韩元。

　　由于2004年检方调查总统选举资金时，曾查出现代资本公司的地下金库保管的100亿韩元转给了大国家党，6.6亿韩元转给了执政党。所以，此次郑梦久的秘密资金很可能是与2004年查出的总统选举资金没有关系的另一笔资金，对现代汽车秘密资金的调查很可能扩大到对2002年总统选举资金和地方选举资金的调查。一旦“现代起亚的秘密资金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时曾流入政界”的猜测成为事实，势必波及韩国政坛。

　　“政商抱合”成腐败温床

　　郑梦久非法政治献金案只是韩国“政商抱合”的冰山一角。问题可以追溯到朴正熙执政时期，政府的家长制作风迫使企业必须通过“进贡”的方式来获取发展机会。久而久之，出钱向政府“购买”特权，尤其是贷款就成了多数韩国财团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郑梦久非法政治献金只是近年来韩国一系列财团丑闻之一。现代集团本身卷入丑闻也不是第一次。经过多年反腐败运动和政治改革之后，上世纪60-90年代军政府统治时期的遗留物———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影响着今天的韩国政治经济体系。

　　1961年，韩国还处在朴正熙军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军事领导人认为，企业界的支持对实现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朴正熙政府开始实施倾向财团的经济政策，如出口补贴、贷款优惠和贷款担保等政策，财团经济很快渗透到从造船到半导体的各行各业，且逐渐发展壮大。

　　不过，当时军政府扶植哪家企业，不扶植哪家企业，往往取决政府和官员的偏好。据说朴正熙执政时期，经常召开大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联席会议，朴正熙认为什么项目有发展前途，就会直接当场指定某家银行提供贷款。因此，为了从政客那里获得可靠迅速的信息、从高级官僚那里得到有利的政策和进入重要行业的商业机会，财团只好尽力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作为回报，财团向政府和各个政党提供回扣和其他形式的金钱，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献金。

　　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检查机关随后调查发现，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最多的企业就是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贡献”了3270万美元。

　　由于政府和企业界的密切关系，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监管存在着有意或者无意的疏漏。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实行了极为宽松的借贷政策。许多大财团持续使用债务杠杆来扩充企业规模，却无视担负的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

　　到1997年底，30家财团平均债务资产比率达到了379.8%，到2003年，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也达到了172.2%.这直接导致了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不堪一击。

　　政商勾结正未有穷期

　　轰轰烈烈的反复斗争不仅未能消灭政治献金的传统，反而给政治献金提供了新的土壤，只是手段越来越隐蔽，但数目依然惊人。如果郑梦久丑闻被郑氏与2002年总统选举有关，现任总统卢武铉可能不得不向国民低头。

　　随着上世纪中期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及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省，韩国已出台各种法规限制政商勾结，但是数十年来政客与企业界之间见不得光的关系已经变成一种植根甚深的传统。

　　一方面，韩国十几年来的民主化没有使企业依赖政府的情况得到改变。企业家的政治情结浓厚，甚至开始向政界靠拢，“商而优则仕”的现象屡见不鲜。近几届韩国内阁不少部长都出自三星、现代、LG、SK等大企业的管理层。政界与经济界的联系斩不断，理还乱。

　　另一方面，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不仅没有消灭政治献金传统，反而给政治献金提供了新的土壤。以选举为例。韩国政界选举种类繁多，除了轰轰烈烈的总统大选、国会议员选举之外，还有市和道等地方官员选举以及地方议员选举等等。

　　今天的韩国选举正在变成一种“资金密集型产业”。近年来，韩国政界一直力推所谓“清洁选举”风气。根据法律规定，每个参选者的竞选费用不能超过11.2万美元，国家财政要为参选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选举费用，公营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但是据韩国媒体报道，2000年韩国议会选举中，一名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胜出的平均花费达375万美元。

　　从11.2万美元到375万美元，其间的差额由谁来填补呢？由于政党与企业之间的暧昧关系，企业自然就成了竞选者的“金库”。为了获得政府的扶植，财团也愿意出钱，且经常多方下注。但是，随着执法机构和选民对竞选经费来源的监督越来越严格，政客们已经习惯瞒报竞选或活动经费，许多政治献金活动也逐渐转入地下。近两年来，三星、大宇、SK等大型企业财团都曾卷入过非法政治献金风波。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2003年8月还因政治献金丑闻跳楼自杀。就连以“草根总统”

　　形象上台的现任总统卢武铉也被爆出过亲信收受贿赂且遭到弹劾。如果此次郑梦久丑闻最终被证实与2002年大选有关，一向强硬的卢武铉可能也少不了向国民低头道歉。

　　家族治理催生内部交易

　　韩国财团的普遍模式是一个家族控制着财团的中心公司，为了达到财团经营权子孙相传的目的，这个家族会编织复杂的所有权关系，用较少的资金控制财团的所有公司。

　　本次现代集团丑闻还暴露出韩国企业财团的经营和管理体制漏洞。

　　韩国企业财团多数是家族经营，浓厚的家族意识影响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

　　现代集团主席郑梦久本人就是从他的父亲、现代集团创立者郑周永那里继承了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控制权的。郑梦久之子、35岁的郑义宣是去年3月被提拔到起亚汽车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的位置上的。检察机构怀疑，郑氏父子近来的一系列内部收购和资金运作，都是为了郑义宣获得继承权而作的准备。

　　这种精心安排的组织体系屡见不鲜。最近，首尔法院传讯了两名三星财团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被控“违反信托条例”以协助三星财团主席李健熙的子女低价购买该财团一家下属企业的股票。

　　这样的安排很容易引发企业本身和控制企业的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韩国政府一直以来对阻止这类的内部交易非常重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从法律上加强了公司信息透明化和保护小股东的力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公司治理的改善就成为韩国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前财团体系的主要问题是财团拥有者不愿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最核心的问题是拥有财团的家族只占有部分股份却想控制整个企业。

　　韩国的财团一般都设立一家中心公司，财团家族对这家中心公司拥有控股权，为了达到企业代代相传的目的，财团家族精心编织着各种下级公司构成的网络，间接控制旗下的各个分支。他们再通过对这些公司复杂的所有权结构，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掌控整个财团商业王国，且以此控制和扩展着他们庞大的商业帝国。

　　一名韩国证券界人士不无感慨地说：“只要财团家族的下一代希望继承财团主席的职位，他们总能想出办法。”

　　制度变革道阻且长

　　财团暴露出来的问题以成为韩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消灭财团经济又不切实际，财团已经控制韩国的经济生活。现在惟一的出路或许是增加财团经营活动的透明度。

　　虽然韩国的政府官员仍然愿意将企业财团视为韩国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这些庞大的财团长久以来由于跟政治人物和官僚的暧昧关系以及本身落后的企业制度，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

　　受财团经济的影响，韩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正式的个人关系，而不是制度化的市场交易。一些诸如出生地区、家族身份等文化因素，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精英政治体系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那张“看不见的网”都成为了韩国腐败滋生的主要原因。随着贿赂丑闻频繁见诸报端，公众对政客和企业领导人的信任也越来越低。

　　此外，韩国以财团为主导的工业化加速了垄断和资本集中，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几乎都掌握在大企业手中，中小企业的竞争机会被剥夺。与其他亚洲竞争者相比，许多韩国财团的股票被认为相对价值不高。韩国财团治理改革缓慢对韩国股市十分不利。美林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韩国公司的平均股价仅是它们2006年预计收益的9.3倍，这比亚洲股市的平均水平低30%。

　　鉴于现代丑闻暴露出来的财团家族利用复杂的股权关系网络内部转移资金，以获得整个财团控制权的行为，一些韩国人认为，根除财团经济或者会对韩国更为有利。

　　但是，考虑到企业财团对韩国经济、甚至是国际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根除财团势力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企业财团对韩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十分深远。它们的名字出现在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汽车、电视、棒球队甚至医院。2003年，三星、现代汽车、LG和SK四家最大的财团出口总额达1117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额的58%.它们还共同占有了韩国市场资本总值的1/3，以及2003年韩国外商投资的43%.去年，三星集团的销售总额达1508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年度财政预算。

　　现在，韩国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些法律法规，防止财团不计后果进行商业扩张。许多研究韩国公司治理和政治文化的学者认为，郑梦久被捕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