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青年·权衡　作者：仲大军

　　编者侧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近年来屡见于报章电视。一开始是外国消费者和跨国企业在谴责中国的“血汗工厂”，后来慢慢变成国内的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行政官员开始谈论、呼吁和鼓吹中国企业应该增强社会责任。在媒体和学者说得很热闹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行动：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让商务部牵头、联合7个部委，开始制定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深圳作为全国首个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政府，近日已公布《关于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然而，为什么要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相关标准的出台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有何影响？劳动者的权益真的会得到保护吗？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这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话题。

　　本刊希望通过观点的交锋，能够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潜在的问题和危险揭示出来，给我们的读者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来明辨其中的是与非、利与害。

　　企业怎能不讲社会责任？

　　作者：仲大军　来源：新青年·权衡

　　企业要不要讲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却被人质疑。这说明当前我国知识界一些人看问题的简单化。鉴于此，我说几句，以供大家参考。

　　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往往喜欢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对待中国的事情，譬如说对于企业责任这件事，有人认为企业只管经营生产和赢利就行，只要照章纳税，给工人发出工资和社会保障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可管可不管。企业的追求就是利润最大化，挣钱越多就越是好企业。

　　这种思维在西方一些民主发达国家的确可以流行，但在中国就不能如此潇洒了。因为中国企业的确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中国的企业一不注意就要违规作弊，譬如纳税这一项，有多少中国企业真实地履行纳税义务？再以上市公司这些公共企业为例，这些年里暴露出的丑闻还算少吗？还用得着去一一列举吗？对于那些奉公守法的好企业，可能不必过多地去要求社会责任，对于那些表现差的企业，需要时时为他们敲一敲社会责任这个警钟。

　　中国学者不能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本国的问题，西方国家不复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仍然存在。譬如，在我最近参加的一个国际劳资关系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Greg Mantsios教授为美国工会力量的衰弱忧心忡忡，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力量已经达到了顶峰，开始出现劳工运动衰退的迹象。然而在我国，其情况根本不可与西方国家同日而语。人家已经发生到鼎盛阶段的事情，在我国还没萌芽。中国的学者一定要从本国的情况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有些学者还没有把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搞清楚，有些人认为社会责任的范围只包括捐献、公益活动方面，实际上这是把社会责任的范围缩小了。我早就在文章里分析过，企业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凡是与它有关系的地方都要负责任。

　　企业的内部责任是当前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首先要讲的是企业内部的责任。这么多人凑到你这儿来了，你企业就要首先对职工负责任。企业不仅要花时间对职工进行管理培训，让职工起到更大的作用，还要给予职工公平的劳动报酬，关心职工的劳动安全和身体健康。

　　前天在人民大学开会，看到一个年轻女工因为苯中毒而死亡的照片，看到其父母伤痛欲绝的样子。难道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工厂主缺乏常识吗？说到底还是对社会责任履行不够。

　　联合国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条约中，特别强调企业的内部责任，那就是重视职工的人身健康和安全，公平地善待劳工，赋予劳工应有的权利，尊重劳工的人权，不能有种姓、性别、年龄、国籍等歧视。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里，为使职工可以平等地与资方讨价还价，职工拥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

　　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的赢利的组织，更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分配社会财富的场所。假如参与分配的利益相关者权利不对等，不平衡，便会出现拿多拿少的现象。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制度来说，最重要的是权利完整，力量平衡，劳资之间的权利要完整，劳资之间的力量要平衡，这样才会出现相对公平的分配和利润索取。

　　但是，我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人们只讲资本和股东对于企业利润的索取权，很少讲职工对企业利润的索取权，职工的权利被大大压制和忽视。这导致我国出现了很多残酷的现象，例如煤矿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每月只拿几百元的工资，而老板大赚其钱，高级进口车一买就是十几辆。

　　从宏观数字看，我国的劳动工资在GDP中所在份额越来越小，现在已经降到15%左右。中国已经成为资本收入大大高过工资收入的国家，这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出现的事情。改革20多年来，物价上涨了好几倍，然而劳动工资涨幅微小。这种宏观状态表明：中国的企业责任肯定出了问题，中国企业并没有履行好内部的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主充分地执行起起码的企业责任，那么从社会角度说，这个国家不会有那么大的贫富差别，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和穷人，社会之间的财富差距不会太大。可是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一部分人急剧地积累起了资本，而一大批社会群体落入贫困的边缘。

　　一个在日本开麦当劳连锁店的日本企业家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是最会赚钱的人》。在书中他提到，自己作为在日本赚钱最多（指企业收入）的管理者阶层之一员，工资不过是刚刚毕业进企业工作的大学生的几倍，年工资收入比起自己的美国同行差得很远，以至于当他领着自己的太太去美国的麦当劳总部参加聚会活动时，别国企业家的太太们都是一身珠光宝气，而他的太太却连一颗钻戒也没有。此人并非是自愿少拿工资，而是因为在日本存在着一个外部的约束力量，并且是很强大的外部约束力量，甚至连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也不得不遵从的力量，不敢给自己定高工资。在一个美国学者撰写的索尼公司创业成长的传记中也提到，索尼公司在日本国内一直遵循本国的惯例，即领导层没有高工资，与低层人员比较，领导层工资仅高出几倍而已。可是我国今天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还要从制度方面来找原因

　　劳资权利的不对称，劳资力量的不平衡，是中国企业不能履行企业内部责任的重要原因。然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我国的政治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就从宪法中将“罢工权”这一项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抽掉了，所以，中国的劳动者便出现了权利的天生缺陷。我国有工会，但已演变成政府机构，这些年里，要么不发挥作用，要么由于力量弱小，即使想发挥作用，在强大的资本面前也发挥不了作用。我就看到两个工会主席的遭遇，他们都因为代表职工的利益与经营者发生矛盾，最后被解职回家。

　　至于说工会组织职工与企业主进行利益谈判，或以罢工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年也鲜有所闻。总起来看，改革开放后，职工的权利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削弱已成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

　　对于这种状况，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找原因。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地位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一些工人对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不应有的迫害。这些历史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还历历在目。1968年我进入工厂工作后，便在车间里发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我要陪着他去打扫厕所，车间把这个监督任务交给了我这样一个年轻工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原来这个工厂的厂长、高级工程师。在我当时朴素的感觉中，怎么也感觉不出他的坏处，而是从他那严肃认真的行动中感到了高贵、可敬和可爱。当时车间里的疑难技术问题都要请教他，但这样一位技术权威却受着另样的政治待遇。

　　改革开放后，对工人阶级崇高的地位进行了调整。80年代初取消罢工权，取消大字报和大鸣大放的言论方式，都是对文革时期过分行为的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已经进行了20多年，在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育了的今天，如果不完善和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便会使企业的利益向资方和管理者过分倾斜。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从深层的原因来看，便很难说明问题。应当说，我国80年代初对宪法的修改，有历史的原因，我们都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不能成为常态，特别是当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再不进行相应的变更和调整，便会出现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对于这种符合世界潮流的劳动权利回归，国内许多人都怀有戒心，有人甚至担心重返极左年代。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劳资这两种力量，任何一极如果失去制衡，都会出现专政或掠夺的现象。劳工的力量过大不好，资本的力量过大也不好。我们不能总是从一端摆向另一端，一会把平民的地位捧上天，一会儿打入地狱。我们应该尽快从政治角度入手恢复劳动群体的权利和地位。

　　 只追求股东利益的企业理念是陈旧的

　　如果说早期的企业理念主要从为股东牟利出发，那么今天的企业理念更多地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企业既要照顾投资者的利益，更要关注劳动者以及与企业有关系的社会的利益，既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理念发生的最大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名词。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企业要对凡是与它有相关利益的对象负责。从内容角度看，企业要对自己的员工负责，从外部角度看，企业要对消费者、社区环境和当地政府负责。企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每时每刻都在与社会各个部分打着交道。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全方位的。

　　原来的只为投资者即股东着想的企业经营理念已被社会责任所代替。特别是对于那些产权已经严重社会化了的公众企业，它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相关利益者”。股东利益已经退居到服从社会利益的后面。

　　举例来说，当年主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福特家族，曾经想拿出一些钱做公益的事情，但被股东反对，此事后来对簿到法院的公堂，法院判决福特家族要尊重股东的意愿。由此可见，那是一个资本力量大于公众力量的时代。但到了今天，恐怕法院的判决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根本出现不了这种事情。

　　这就是企业制度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发生的变化。中国的企业在前一阶段的改革中更多地照搬了西方旧的公司制度，对西方企业的最新做法所知甚少，因此，中国企业前一阶段的改革，与其说是一种进步，不如说是有些退步。譬如在国企改革中，利益更多地向经营管理者倾斜，资方拿大头，职工拿小头。因此招来许多“瓜分”和“掠夺”的非议。

　　资源和环境形势堪忧，企业社会责任岂容推卸？

　　我们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来为当前中国企业的做法辩护，譬如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急需积聚资本追赶世界先进国家，中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甚至需要消费者的牺牲来培养自己的企业，使企业有与国外企业进行竞争和相抗衡的能力。另外，中国是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其价格的低廉是不可避免的。从客观上讲，的确存在着这些现实。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国打造企业实力到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福祉吗？如果仅仅是为了提升某一部分人的国际竞争力，那么最后的效果又会怎么样呢？这一点我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国企业成长论坛”上已经说明了，那就是，如果中国的劳动群体长期保持廉价状态，必然导致中国的内需不足，这种状态将导致中国企业将大量的过剩产品廉价地推向国际市场，其结果，国内人民难以消费的资源白白地廉价地外流。

　　这些年里，中国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廉价资源？你也可以说自豪地说，这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是建立在血和生命代价之上的竞争力，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口贫困、落后基础之上的竞争力，特别是建立在国内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廉价外流基础之上的竞争力。

　　在3月23日世界水日这一天，许多报纸报道出这样的消息，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有一多半严重枯竭或被污染；我国2万多家石化企业布置在七大流域，重点排污企业有5379家，年排废水26亿吨，一大批每年以数十亿元为治污代价甚至永久性破坏环境的污染机器，却因为那区区数百万的财政收入还在继续运转。

　　当成千上万家企业汩汩流淌的污水几十亿吨地流出污染我们的江河湖海时，当企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置生态环境于不顾时，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呼吁企业的社会责任？！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