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几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引进工人

　　1954年9月29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庆典。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由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缺少劳动力，希望中国派遣100万工人前往苏联参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

　　在另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毛同志，我们当然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作我们没提过，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鉴于苏联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派遣工人到苏联工作一事。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中国政府将派遣工人去苏联参加工作，并协助苏方进行管理。苏联政府为中国工人提供与苏联工人相同的薪金与福利待遇。中国工人在苏联劳动期间有权将工资总额的10%汇回中国，在苏联工作3年期满后，回国时每人可将1000卢布以内的工资汇回中国，在苏联用自己工资购得的物品，有权带回本国。

　　1955年初，中国国务院召开了关于“派遣中国工人参加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会议”，协调工人出国的具体事宜。会议将工人出国的具体数目规定为8万人，其中除复员转业的1万多名军人外，其余工人主要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同时，解决了中苏双方对于工人出国前的健康检查和出国集结地点问题，并责成出席会议的铁路部门，准备工人出国专列。

　　实际上，邀请中国工人到苏联劳动一事，很可能是赫鲁晓夫一时兴致所至，信口之言，根本没经过苏共中央的研究讨论，他很快就后悔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甚至有这样的话语：“他们(中国人)想兵不血刃就占有西伯利亚。他们想渗入并接管西伯利亚的经济。他们想确保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中国人多过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简言之，他们要把西伯利亚变成中国人的而不是俄国人的。”可建议毕竟是自己主动提出的，赫鲁晓夫不愿公开食言，于是指示手下官员想法搁置该计划。

　　1955年4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拜会刘少奇时，婉转地提出推迟中国工人赴苏。但中方并不了解苏方的意图，仍准备按计划向苏方提供援助。刘少奇表示，最好先派遣几百名或1000名工人到苏联去，以便取得经验，为以后大批工人赴苏做好准备。最终，苏联政府同意了中方先派1000名工人的建议。

　　千名中国工人抵苏，接待工作令人感动

　　1955年夏，来自河北省清苑县的第一批1000名中国工人和3名管理干部踏上了远赴苏联的漫长旅程。苏联方面将他们分配到了三个企业中：伊尔库茨克东方重工业建筑托拉斯400人，莫洛托夫建筑管理局302人，吉达联合企业298人。

　　7月7日，第一批赴苏的中国工人乘火车从保定出发，经满洲里前往苏联。中国工人进入苏联境内后，苏方给工人发了牛肉大米罐头、黄豆罐头、面包以及糖和鸡蛋等食品。由于中国工人吃不惯面包和罐头，大部分人连一半都没有吃完，剩下的食物有的人送给了乘务员，有的人则从火车上扔了下去。此时，工人中开始流传一种情绪，害怕到工地以后的生活过不下去。

　　然而这种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运送中国工人的专列到达各自的终点站时，当地的苏联党政部门和接收中国工人的企业举行了欢迎大会。苏联工人，工人家属和儿童们对中国工人极为热情和友好，各企业还组织他们洗澡、看电影、游公园，令工人们十分感动。

　　休息了几天后，中国工人充满干劲地开始了在苏联的生产劳动。由于中国工人普遍从事辅助性质的手工劳动，即木工、粉刷工、砌砖工、挖土工等工作，而中国工人来苏是想学习技术，一些人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正式分配工作时，许多工人都争先报名做木工，因为木工是有一定技术的。有的小队甚至用抽签法来解决谁当木工的问题。

　　在工作之初，由于工人的技术不够熟练，许多工人年纪又较小，体力不足，因此部分工人未能完成生产定额。但由于苏方的劳动定额并不算高，随着工人熟练程度和翻译工作的改进，中国工人完成劳动定额的数量逐日增长，苏方对中国工人的工作情况很满意。

　　有收音机、报刊室，中国工人在苏过得不错

　　中国工人刚到苏联时，吃西餐很不习惯。苏方对此事很关心，党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常去检查。为解决中国工人的生活问题，苏方特意在中国工人中物色了几位厨师，解决了饮食问题。在居住方面，苏方提供给中国工人的宿舍都是两层楼房，每四人至六人一屋，屋内有油漆的地板，并装设有暖气。中国工人的被套、床单、枕套一周左右换洗一次。每层楼有2个可以自己做饭的厨房，2个洗澡间和2个有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一个可以烤湿衣服的烘干室。在伊尔库茨克和吉达的企业中，每位中国工人床前甚至还有一块小地毯。在莫洛托夫的企业中每个屋子里还有一个电热水壶。

　　每座中国工人的宿舍楼中都有一个“红角”(即阅览室)，室内备有桌椅、沙发、乐器、挂图、棋类，并订有我国的《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苏友好报》等报刊。苏方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收音机，供业余消遣用。此外，每个工地均设有医院、电影院、俱乐部、商店、邮局、修鞋铺等，对这样的生活条件，中国工人感到很满意。

　　苏联女工芳心暗许，中国工人遭遇异国恋情

　　苏方各个企业中，宿舍、食堂的服务员和商店的营业员几乎全是女性，工地的女工也不少。中国工人的勤劳和朴实打动了不少苏联女工的芳心，热情奔放的她们主动出击，一段段异国恋情就此展开。仅在吉达，就有8名中国工人与苏联女工相恋。

　　在伊尔库茨克，苏联女工经常利用吃饭和休息时间同中国工人接近，还有人把中国工人拉到宿舍去喝酒。苏方女翻译也在积极给女工介绍。有些苏联女工由于语言不通，就秘密记下自己喜欢的中国工人的号码，然后向翻译打听他的名字。有一个苏联女工，每天给中国工人胡兰三买一盒香烟，胡调动工作后，她还步行十几里路去看他。

　　对于异国恋情，苏联官员和企业领导显得很开明，他们告诉中国工人，结婚原则上是允许的，但要经过批准，因为工地上有些妇女曾犯过罪。由于中国工人的出色工作，伊尔库茨克东方重工业建筑托拉斯总经理伊夫里可夫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打算不让这批工人回去，想办法使他们全都在苏联结婚好了。”

　　几乎是在第一批工人抵达苏联的同时，一个由8人组成的中国谈判组抵达了莫斯科，计划与苏方讨论继续派遣工人，帮助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宜。出乎他们的意料，接见他们的苏联劳动后备总局局长捷连利竟称：苏方尚无继续招募中国工人的计划。在向国内汇报时，中方小组的负责人胡明不禁惊讶道：“此一情形，与我方原先计划出入颇大。”

　　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双方的各项合作逐渐停止，向苏联派遣工人的计划也在无声无息中停止了。由于目前解密的资料有限，其中的详情我们还不得而知。但50年前远赴苏联的1000名中国工人，用自己的辛劳与汗水，在苏联建设史和中苏友谊史上都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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