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落成，举国欢欣。这座长江上第一次完全由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自建成始，其内涵与意义已超越物化的本身，而成为时代特有的意识认同与精神象征。

　　正因为此，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桥梁专家通过媒体发出“炸掉南京长江大桥”的呼吁时，网络上迅速掀起轩然大波，网友自发生成“主炸派”与“反炸派”，双方严辞激辩。“主炸派”力主以发展经济为要，痛陈大桥桥梁过矮阻碍了长江上游发展，已成为束缚长江黄金水道开发的最大瓶颈；“反炸派”则主张大桥已是历史文物，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岂能简单用金钱衡量？

　　不独此次发生于坊间的激辩，据悉围绕大桥存废与否早有争论，其间最为激烈的，乃今年1月份重庆副市长与南京副市长之间的一番唇枪舌剑。当重庆副市长暗批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阻碍重庆发展，应当考虑拆除时，南京副市长笑言大桥令南京港吞吐量大增，“大桥再用50年也无问题”。

　　想来，围绕大桥的情感纠葛颇可理解，毕竟数十年来大桥的影像已铭刻在不少国人心中，大桥的丝毫毁损都难免牵连人们的情感起伏。而几位区域官员围绕大桥存废的利益表达，在力主畅通与维系地域经济发展的今天，倒也无可厚非。但据悉，利益的纷争已经成为束缚大桥难题破解的“疙瘩”：由于铁道部、交通部、江苏省等多个省部级单位对大桥有管理权，所以在落实改建资金、确定最大受益者方面，争论颇大，至今难以达成共识。

　　不难看出，单一地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了目前各方公认的正义原则。而更遗憾的是，各方的博弈又缺乏既定的框架和原则，不清晰的权责利效加剧了利益争夺的无规则状态———一方面，以行政区域作为治水界限的管理模式，早已根深蒂固，实难撼动；另一方面，我国虽成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等七大机构，但这七大机构都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大多是副部级单位。要让一个副部级单位统管整个流域内的水资源工作，特别是协调其他涉水部门在本流域内省级政府的相关工作，恐怕力不从心。

　　结果就是：长江开发利用的管理权、监督权、经济权，如何分配给各个职能部门？长江的水利、水电、航运、农业功能，谁先谁后？部门纠纷，谁来裁决？诸多问题，没有答案。所以，大桥的存废之争，只是围绕长江的诸多权责之争的缩影和标本。可以预见，只要缺乏流域综合规划，没有建立一个战略性、原则性、指导性的综合规划，这样的争议就可能持续下去。

　　鉴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水资源的流动性和流域性，决定了只有水资源按流域统一管理，才能实现长江整体上的利益最大化；只有发展以自然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模式，才能化解各方利益之争。事实上，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流域一部法律”，是古老的国际河川法留下的箴言。从美国的科罗拉多河到西班牙的塔霍－塞古拉河，从莱茵河到多瑙河，都有相应的流域法或国际公约，也为水权的划分提供了最高标准。

　　近年来，我国已着手起草《长江法》、《黄河法》》、《淮河法》等流域法；今年两会上，周洪宇代表提出制定统一的《大江大河法》议案。尽管立法技巧上还存在争议，但这些立法建议都直指一个问题，即通过立法，划清各方权责界限，解决利益纠纷，实现水域利用的最大化。

　　说到底，炸大桥不是一个技术课题。谁来决策、以什么原则决策、各方有多大的话语权，是要优先解决的公共难题。所以，以此为契机，推进政府对河流的整体管理水平，当为首要之务。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