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贸工技”还是要“技工贸”的问题不大被提起了，但这个似乎过时的问题仍然在新的产业里显示其“生命力”。以互联网为例：这个产业的发展历程又一次证明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近一两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逐渐呈现出其已经出现的竞争格局：没有致力于培育自己核心能力的企业，凭着对机会的敏感和冒险精神，按怎么做能迅速赚到钱就怎么做的“战略思路”迅速做大。比如有的企业依循“贸工技”的例路，靠代理某款火爆的游戏起家，在没有核心能力的情况下高歌猛进，并陶醉于这种侥幸的成功，但没有多久就渐显颓势。没有核心能力永远是一个坏消息，在各种机会和好消息簇拥下，我们会很自然地搁置和遗忘它。正如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过的，旦被忽略了的坏消息与贮藏在酒酒窖里的酒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因为搁置越久而变得越有价值，而会在搁置中变得日益恶化并最终发作，成为危及那些一度成功的企业生存的破坏性力量。

　　寻找和发现机会永远是企业的一种正常诉求，但经营和管理企业等同于抓住机会就未免过于天真。很多商业机会往往都包含着让企业成瘾、暗中毁坏企业正常机能的毒素，所以利用一个机会的时候要备好“解药”，而一个良好的经营战略才包含有这样的“解药”。

　　很多企业因奉行“商业机会主义”而最终陷入自我挟持的状态，首先当然是把赢利当成企业的终极目的。但仅以赚钱为目的，会让人不去思考在众多的路子中，到底有哪条路才是真正适合于自己的——与自己拥有的能力和资源相匹配，并且能将自己的能力上升为别人难以复制的能力，并凭借这种独特的能力，将公共资源转换成近乎独享的资源。

　　我们从百度的成长史中能看到这种过程。百度成立于网络泡沫破灭的前夜，出生不久就遭遇“互联网的严冬”。百度的成长史，大半是在严冬里艰难生长的历史。但百度在严冬中免于夭折，并在互联网的“第二春”来临之时焕发勃勃生机，与李彦宏沉着、缜密的管理风格——即正确地做事——当然有关，但最重要的是百度做了正确了的事。2000年5月，百度为自己开发出的搜索引擎1.0版召开发布会，由于缺乏经验，发布会以惨败收场。发布会之后，李彦宏立即召集员工开了一次会。会上，李彦宏问道：电脑最核心的东西是CPU（中央处理器），英特尔的CPU做得最好，所以每台电脑都会打上“Intel Inside”（“英特尔在里边”）的Logo，那么对于互联网来说，它的CPU是什么呢？所有的工程师都知道答案是什么，李彦宏这样问是为了强化这个答案：互联网的CPU就是搜索引擎，百度要做的，不是互联网的“零配件”和“周边设备”，而正是这个“中央处理器”。

　　这其实是李彦宏一以贯之的设想。但要实现这个设想谈何容易。百度成立之初，李彦宏策动时任北大副教授的刘建国（后来一直是百度的首席技术官）“下海”时，刘反问道：“已经有很多搜索引擎了，包括天网、GOYOYO啊，那我们的机会在哪儿？”李彦宏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要成为最好才有机会。”

　　这让人想起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无论你认为你能，还是认为你不能，你都是对的。”福特的思维是典型的企业家式的：“能”和“不能”看似事后的结果，实则是事先的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身为技术天才的李彦宏之所以不仅仅是技术天才而且是企业家，在于他拥有这种思维方式。当别的互联网公司围绕着互联网的“零配件”、“周边设备”大做文章以期“鸿鹄将至”的时候，百度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做着互联网“最核心的东西”。百度与众多机会驱动型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战略上最大的不同是，当别的企业忙于急于抓住触手可得的机会的时候，百度相信“只有做得最好才有机会”。所以，在搜狐、新浪避重新轻（理论的说法是“发挥比较优势”）大做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文摘式门户已初成气候时，百度逆气候而动，相当另类而卑微地成长，不为人知地策动着下一场“大气候”。

　　当百度在纳斯达克异军突起，仍然有人习惯地把百度称为“中国概念股”。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百度之所以在纳斯达克受到追捧，当然与它是一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有关。但百度在美国股市上真正的卖点，恰恰是它超出了“中国概念”。与其说它是一家中国的搜索引擎公司，不如说它——用美国人习惯的说法，就是“中国的Google”。投资者太知道Google意味着什么了，所以他们很容易理解百度意味着什么。百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来自中国的“土特产”，而在于它是与“比较优势”无关，而与硬碰硬的实力有关的地方。国际资本市场对百度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洋人们对于刘翔和姚明的认可，而不同于洋人们对于代表“中国功夫”的李小龙的认可。

　　前不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罗杰·马丁在《商业周刊》上著文说，北美的商界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即设计和创新将主宰他们的未来，而印度和中国则会继续充当低技术含量和低成本商业运营的大本营。这一观念植根于大卫·李嘉图于19世纪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以英国用毛呢与葡萄牙交换酒为例，揭示了只要拥有比较优势，各国就能从国际贸易获得利益。“然而，当我穿过海德拉巴、孟买和班加罗尔的街区，来到一些印度大公司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理论似乎存在硬伤。”“所谓的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李嘉图式的逻辑也许根本不适用于当代社会，而这已不是它第一次遭遇尴尬了。”马丁以世界汽车业竞争格局的演变为例证明“比较优势”是一种迷思。数十年来，美国汽车业三巨头一直一厢情愿地认定日本的制造商会坚守他们在小型、低价位汽车（本田和丰田最初就是以这样的车打入国际市场的，就像十六年前的韩国现代公司，今天中国的吉利和奇瑞公司一样）制造方面的天然优势”并听任其美国同行控制高利润的高端市场。“但是，当日本最终在几乎每一个细分市场上都成为可怕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底特律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观点是多么和幼稚。”

　　我们也可以说，底特律的汽车厂商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福特说过的那句话，没有意识到“能”与“不能”之间的差距并不像“天然禀赋”的差距那么大——有时甚至只是一念之差。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以外的国家的“能”与“不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视眼前的竞争格局为永恒，是否在“比较优势”的理论大麻中自甘落后、自我挫败和自我陶醉，并最终踏踏实实地陷于“不能”。

　　“比较优势”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交提出的概念，那时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基于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的经济。在李嘉图那里，“自然禀赋”并没有多少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色彩。但当今中国抱持“比较优势”的知识权贵悄悄地给“自然禀赋”赋予了一种不是与自然而是与人相关的“自然禀赋”——即种族意义上的自然禀赋。他们与马丁说的“北美的商界”持相同的观点：印度和中国只能充当低技术含量和低成本商业运营的大本营，只能“以土豆片换芯片”。这些只对土豆片的逻辑感到亲熟，忽视、无视甚到在某种程度上敌视芯片的逻辑的知识权贵有一个未曾明言的“种族偏见”。这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种族主义——认为别人“能”，自己“不能”的自我矮化的情绪体系，即通常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需要用心破除的理论和心理的魔障。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