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开摩的为生的34岁河北邯郸人袁小宝，因拒绝丰台城管和义分队的检查，被城管执法车追逐十余分钟，后被围在南苑北里小区，期间为阻止袁前行，城管协管队员用砖头袭击了正在驾车的袁小宝头部，造成摩的翻车，车上女乘客受伤。而袁小宝颅骨多处骨折，已接受了开颅手术。（据5月7日《新京报》）这一充满血腥气的事件可谓触目惊心。原本以美化城市生活为宗旨的城管执法活动，却频频引发出流血冲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执法的误区，是建设和谐社会乐章中极不协调的杂音。其实，那些违规经营的小商贩、摩的司机们是否真的比那些穷凶极恶的盗匪还要可恶或猖狂，以致需要执法部门拿出如同打击犯罪分子的气力和胆量？诸如围追堵截、拳打脚踢、棍棒袭击等方式，不仅有可能将违规者“逼”上铤而走险的抗争之路，也会给其他无辜市民乃至城管队员自身安全带来威胁。

　　事实上，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边界以及可采取的手段种类等，都不能逾越其应恪守的法理界限。

　　目前我国尚缺乏统一、完善的城管执法方面的法律，对于城管人员的执法权限及方式、责任等也缺乏明确细致的规范。但即便从一般社会认识及法律常识的角度来判断，某些手段恐怕也是不适合城管人员轻率动用的，比如驾驶机动车追堵违规者，双方在疾驶冲撞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甚至伤害事件，毕竟，城管执法人员恐怕还不具备公安人员那种机警、沉稳的职业素质和应变能力，更何况，对于一般违规者原本不能以对待逃犯式的态度和方式去处置。

　　在以往处理一些违法犯罪案件中，我们曾慨叹某些受害人因为某种原因诱迫却演变成“害人者”；而现如今，如果原本是违法者却由于执法机关的过错而致使其成为“受害人”，这样的“逆转”更是令人痛心和遗憾。如何有效防止和阻断这种“异变”过程，是政府及社会应当反思和警醒的问题。或者说，在目前城管执法权限和执法技术水平尚待法治完善的情况下，城管人员要么努力把持好最低“安全限度”，尽量采取较为温和而审慎的执法教育手段；要么就寻求相关部门的支持，将某些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执法活动，或者行为人存在诈骗、勒索消费者等严重违法情形的，交由或者配合公安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除却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因素，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讲，建设和谐社会，究竟应当遵循怎样的人文理念？我们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倘若回望古人的治理方针，毋宁说更应从“重民”、“富民”、“教民”的层面解决某些社会生活矛盾。

　　据了解，那位受伤摩的司机袁小宝，其家境贫寒，为赡养母亲，34岁的小宝至今没有钱娶媳妇，4年前小宝背井离乡来北京打工，近一年弄了一辆摩的拉活赚钱。其实，大多数涉嫌违规经营的小商贩们都存在类似的经济困境。虽然这更多地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但我们在动用法律手段去遏制甚至“消灭”其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时，却不能不从导致其违法的根源予以省思，并致力于为其解决生存困境，至少为其提供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努力做到“富之”、“教之”，如此方可真正铲除各种违法行为的孳生土壤，营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爱的社会氛围。

　　□墨帅（北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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