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已从单向地由世界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扩展，变为同时具有从世界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回流的双向冲击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等大战略思维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精神”就是要求对资本无限扩张所造成的全球极端无序化和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危机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民主化的管理

　　●大国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的磨合期与塑造期，国家关系由零和型向非零和型进一步转型

　　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矛盾凸显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质的发展阶段，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进入新世纪，全球化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深化期，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向社会、政治领域拓展。其标志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全球化进程的这种发展方向和趋势是因一系列国际矛盾的尖锐化而显露于外的。

　　首先，围绕着全球治理的矛盾加剧。美国霸权治理的模式遭到广泛质疑，激起强烈反弹。拉丁美洲出现抵制美国的大面积左翼化运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民主选举导致反美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上台；俄罗斯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在“颜色革命”中提高了对美国“西化”、分化的政治警觉，在政治上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建立及其运作，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东亚峰会等也没有邀请美国参加；国际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多极化与单极化的斗争向纵深展开；美国国内关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分歧、争吵与裂痕扩大，美国的新一轮扩张势头遭遇挫折。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在孕育新的社会政治危机。这几年，北美和欧洲新自由主义、中左翼路线轮番施政，反全球化声浪此起彼伏，西方社会的主体认同危机、劳工雇佣危机加剧，移民抗议活动声势浩大，种族歧视死灰复燃，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日、英、德以及东欧诸国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趋向右倾化、保守化，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上升，保守势力上台执政，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迟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双刃剑”面前普遍陷入两难心境。这说明，全球化进程已从单向地由世界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扩展，变为同时具有从世界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回流的双向冲击，全球化的矛头已对准了资本扩张的源头，全球化的发展已开始对它的主要获益者产生冲击。

　　再有，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急剧恶化。这几年气候异常、生态灾难、恶性传染病爆发的频率、集中程度和破坏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安全已不仅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同时已成为一个自然——社会概念，反映了人类全球化的一种过度开发趋势。

　　上述矛盾的爆发和尖锐化都表明，全球化已深入到社会、政治、安全和环境等各个重要领域，它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进程，而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和社会进程。

　　全球化的全面扩展，是资本的全面扩张，这一进程越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矛盾就愈益全球化。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深刻矛盾，治理全球化时代的深刻危机，已经成为摆在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新道路”这些大战略思维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这些大战略思维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精神”就是要求对资本无限扩张所造成的全球极端无序化和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危机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民主化的管理。这既是全球治理的本质，也是国际合作的精髓。

　　国家关系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随着“9·11”之后美国对其主要威胁判断的改变和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的崛起所导致的国际力量格局的改变，也使世界主要大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处在变动之中。如中美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印美、印日关系增温，中日关系遇到寒流、俄罗斯外交政策出现新趋向等，大国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的磨合期与塑造期。大国关系的调整背后是国家关系利益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词——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这是美国对美中关系新的定位的一部分。但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普遍意义。寄希望于中国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同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得到中国更多的战略配合，已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利益需求。

　　中美之间在安全环境中的这种利益关系的新形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具有普适性。这种国家利益关系格局变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家关系由零和型向非零和型的进一步转型。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不是一味的冲突关系，也不是一味的合作关系，而是互相排斥的利益与相互依赖的利益同时交叉存在，对抗与合作的两重性交织纠缠在一起。反映在国家安全观念上，就是以强权政治、实力政策为标志的现实主义思维和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互争短长，交互指导国家对外战略行为。国家间安全关系呈现既要把握合作又难以避免冲突的两难困境和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以“两手对两手”应成为处理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战略语言”，把握对立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平衡点是各国外交工作的新的着力点，大力拓展国家间的战略合作领域对于制约国家间冲突、突破国家关系的僵局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社会将步入多事之秋

　　当前，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突出的重大隐忧，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极端势力的冒险性。美国当前仍然是新保守主义势力主导国家对外战略，美国仍然存在着进行新的战争冒险的冲动；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中东局势频添变数；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执政，增加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因素；“台独”极端势力在岛内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为摆脱困境、保住权力，很可能铤而走险，在两岸关系中制造出新的重大事变。

　　二是资源争夺引发战争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进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战略资源稀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能源争夺和海洋地缘竞争突起。人类的工业化时期，是高度依赖物质资源的发展阶段，对市场、资源、能源、资金、劳力的依赖和争夺，曾在欧洲国家工业化的鼎盛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导致了乐观主义的“维多利亚历史观”的破产，引发了持续达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战乱与革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如何避免重蹈欧洲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覆辙的挑战。

　　三是全球化所造成的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加大，正在并会继续引发一国内部动荡和国际动荡的相互传导和相互激荡。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会利用这种动乱继续扩大影响、借机闹事，更严重、危害更大的恐怖袭击事件还有发生的可能。

　　四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结怨甚深，双方的冲突会长期持续下去，美国如陷入“新的两伊战争”，将进一步造成中东及其毗连地带动荡加剧。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也面临崩解危险。

　　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将步入多事之秋，孕育着新的战乱和新的动荡，不排除发生影响和冲击国际政治全局的重大地区事变的可能。▲（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