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伟

　　在今天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正面回应了当下的医德困境。他呼吁公众和媒体能够宽容和公正地评价医务人员，理解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和当前体制的压力，从而让医患关系能够回到一个平和的轨道上。

　　毛群安表示，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医生的工作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安全、和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施加在医务人员身上的舆论压力是不公平的。丑化医务人员只会扭曲其在医疗活动中的行为，影响到医疗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医生在为患者服务过程中感到的只是怀疑和猜测，那他们还能全心全意地工作和服务吗？”

　　然而医疗体制改革20年，作用于医患两方的因素大大变化，仅凭着呼吁不知能否解决如今已经相当扭曲的医患关系。

　　“白衣天使”何处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众开始质疑起这个古老而重要的职业来。诸如“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样美好的词句突然成为一种反讽。虽然不时地会有医生拿出若干论据为行业正名，而且始终也没有人能断定中国的医生全都是毫无职业操守的利欲熏心之徒，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无人能够否认，那就是“大处方”的群体性泛滥造成了整个行业的道德滑坡。

　　安徽一名医生在给本报的信中写道，他们医院为了便于收取和分配回扣，专门定制了一套特殊软件，该软件会在每月月底统计出医生处方，并按照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清单最终会到药商手里，药商按照约定好的比例给予报酬。”该医生说，由于违规是全员范围的，个别正直的医生反而成了另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为了不被孤立，一位医生开始接受药商的钱；为了不让良心不安，这位医生又将其所得捐赠给了慈善机构。

　　去年10月，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节目曾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94％的人认为医生的声望比10年前下降了，41％的人认为声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第二期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对81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进行了排名，医生排在第29位,低于机关科长、政工干部、银行出纳员和警察。

　　业内如何看待从“天使”到“魔鬼”

　　医生的反击从来没有断过。2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我是医生我有话说”的文章。著者“道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今天的医生收入并不高，甚至不如做头发的。他也并不反对“救死扶伤”，但是他认为要求治疗费用也由医生分担不免过分。他的理想是“希望有一天，我能专心致志地看病，而不用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此文后面有几篇跟“帖”，多是讨论医生辛苦需要高“薪”养廉、保护医生工作积极性的。近日在网上传播的“是谁把医生从天使变成了魔鬼——一个医生的呐喊”则把这种反驳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文中说，医生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是枝头上的果实，而根子却在政府、媒体和老百姓那里。作者的主要理由是，政府减少了对医院的投入，却加大了它的责任，致使医院不得不向患者伸手。这就难免让患者不堪其重。当病人叫苦连天怨气沸腾时，政府不去解释“以药养医”的机制并承担内中责任，反而“利用媒体不客观地报道目前存在的医疗问题，以此平抑社会对医疗界的不满”。

　　此文作者并不否认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但是拒绝承认是医生造成的这一切。他认为，医患关系的紧张并不是因为医生都是心黑如墨，而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有意无意将两者对立的结果。政府只顾着甩包袱、打板子，却让处于链条最低端的医务人员承受人们的怒火和媒体的攻击。

　　这篇文章提醒世人，社会有必要注意到医生职业的辛苦和投入，必须在尊重医生劳动价值（不同于工人、农民）的前提下讨论医患关系。搞导弹的和扫垃圾的，大家都是在讨生活，都在为社会作贡献，但是它们的价值却是不同的。

　　这篇文章上网后立刻引起巨大争议。新华网则在不久前推出了题为“谁在妖魔化医生”的讨论，无数网友不惜体力“灌水”其中。一位网友说，“医患之间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这种局面，患者也是没有办法的。医生觉得没有尊严，那么与患者丧失家财和生命相比又算什么呢？那个时候医生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患者说句话呢？”

　　医生是否也应有退出机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顾昕说，在大多数欧美国家，无论是“医药分离”还是“医药一家”，一般都不会遭遇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中国的记者问，日本或者美国的医院院长，医药不分离怕不怕医生开大处方，对方肯定如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医患关系也没有遭遇过因为医药回扣而进入冰点的时刻。

　　同时，顾欣认为，中外医生行为的不同不完全是中国的职业道德更差或者是别国的职业道德更好，而是跟他们各自面临的制度环境大有关系。

　　比如在美国或者日本，一个医生违反职业道德收受回扣，一旦东窗事发，他就有可能永远被赶出这个行当，再无从业的可能。

　　而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门槛，某个医生收了报酬算不上事儿。事实上是，中国的院方要求挣外快，甚至把各种经济指标下到科室和个人头上，如此一来，不收都不行了。这种激励显然大大增加了背德行为的力量，让整个行业对不道德感到了麻木。

　　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眼科学教授胡天圣则用一个实例诠释了中外的不同：“美国的医生谁也不敢收红包，收红包了，如果受到病人控告，最后可能身败名裂。可是给你治好病了，你送什么都可以。比如，有一个瑞士的船王得了角膜炎，去费城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那儿看病，治好了以后这个船王送给他1000万美元，他照样收下。这个医生用这些钱办了眼科研究所，这也是很好的典范。”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