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尽管美国感觉到防范中国的必要,但其可行的手段都收效甚微
●美国在尝试比较系统的对华协调,一方面是非常明确地要求中国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极有可能对中国做出的让步
●中美关系一种可能的长期远景是,美国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出现
东亚浮现中美“权势转移”趋向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世界权势相对衰减(至少在多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速发展成了全世界空前广泛和密集谈论的议题。
对美国而言,有一个重大窘境,即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决策者和思想界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遏阻中国发展力不从心,并且很可能起反作用;另一方面,“包容”中国则会增进中国的力量,美国也几乎没有可能按自己意愿根本“改造”中国。同时,两者又无法合理地协调。
另外,美国权势在东亚还出现了三大动态,一是东亚主要的传统战略伙伴的衰弱、窘困和疏离(分别指台湾、日本、韩国);二是美国在对待东亚“热点”问题上的乏力和无奈(如台湾问题、中日关系恶化问题、朝鲜核问题);三是中东对美国可用于东亚的战略精力和资源的巨大牵扯和制约。其中每一大动态都将长期持续下去,都对美国在东亚的权势前景和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影响重大。
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比过去显现出更连贯、更成熟、更高效的对美大战略。总的来说,那就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不必要地刺激美国,防止美国形成较强烈的被挑战感,有节奏地处理对美态势和政策的松紧张弛,尽可能促使美国政府较多地追求对华协调与合作,争取美国逐渐较多地适应中国的迅速发展。总之,这是以复杂的政策体系对待复杂的中美关系,以便维护、巩固、甚至延展中国得以实现和完成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防范中国的手段乏善可陈
当然,面对“权势转移”,无论是鉴于国际关系史或国际政治常理,还是鉴于美国的战略思维传统,美国会比197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种必要: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
美国自认为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是军事优势。就此,美国最容易做、也因此做得最多的是加强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例如,针对中国,美国今夏将在太平洋举行越战结束后的最大规模舰队演习,美军在“第二岛链”(特别是关岛)的战斗力不断加强。
此外,美国的防范还有其他三个方面。一是美日军事同盟的逐步升级式的强化。去年10月底,日美两国达成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协议,呈现同盟的“全球化”和“全东亚化”的明显趋势;本月初,美日两国决策者举行新一轮“2+2会谈”,达成了强化和扩展更具体的美日军事合作协议。然而,美国对日政策不能不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如果中日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必然会受到巨大的损害。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美国对日本的某些态度和政策有进行调整的需要。
二是支撑美韩军事同盟。然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美国对支撑美韩军事同盟做得如此之少和如此低效。美国在美韩关系上困难重重,且几乎“意志消沉”。为何?首要答案是,美国坚决不肯改变对朝敌视政策,这与韩国近年来坚持善待朝鲜的意愿相悖。同时,韩国亲美情绪大不如前,美韩军事同盟可行性在减弱。
三是力图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争取促进台湾内部的政治稳定性,并且谋求尽可能经久地固定中国大陆和台湾不统一的现状。然而,这三大目标都收效甚微。近年来美国力促台湾巨额“军购”,成果有限。美国一度认可的陈水扁成了难以取信的大“麻烦制造者”。对两岸经济、文化、人员交往的强劲趋势,美国也无可奈何。总之,2004年底以来,在台湾问题上,所有对中国有利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趋势,美国全都没有能力做出真正有效的阻滞(除了阻止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这唯一的例外)。
美国对中国将有诸多让步
布什政府近来的若干言论(特别是先由副国务卿佐利克公开提出、然后最近由布什本人重申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显示,美国对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进,并已经针对其自身的对华战略窘境,开始较为系统地重新审视。
可以预料的趋势是,美国在继续强化对华军事防范和贸易保护的压力的同时,尝试比较系统的对华协调。这包括双重内容,一方面是非常明确地要求中国做出让步(比如,去年佐利克演说中要求中国的漫长清单),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极有可能对中国做出的让步。在这些让步中,较少含糊和较多可能的是,美国趋于将中国当作头号协商对象。这包括在各类区域问题、全球政治的某些分支领域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其次,在东亚安全方面,美国较有可能逐渐与中国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原先是美国“战略地盘”)。在某些新的多边安全机制方面,美国也会有选择地听从中国意见,接受中国参与和发挥主导作用,比如,朝核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但有可能在抑制“台独”动向方面更多地采取与中国平行的行动和局部协作的政策,而且如上所述,有可能视大局发展逐渐接受两岸和平或基本和平的统一。第三,可以设想的是,在中国军力发展方面,只要美国不认为中国正在形成能真正冲击美国的军事能力,美国就不大会将此当作头等重大和必须紧迫解决的问题,并将尝试与中国进行局部的军备控制对话,在要中国做些让步的同时,也对中国做些让步。
需要强调的,美国也在尝试对华外交竞争,即和平和“正常”的外交影响力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正开始认识到要向中国学习,在亚洲好好做工作,争取朋友,争取影响。比如,这半年来,布什访问蒙古、印度时体现的“实惠”和“口惠”。再比如,美国近来宣布增加在亚洲的外交和领事官员,这同样有“亡羊补牢”式的对华外交竞争含义。
中美关系的远景
在中美“权势转移”趋向、中美长期“复杂关系”和美国基本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大概有两种可能的长远前景。
第一种可能的长远前景大可欢迎,即以中国持续崛起的强劲趋势为前提,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将认真考虑、甚或最终采取某种根本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接受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领先地位。同时,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限)对美军力均势甚至局部优势,连同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也将被美国接受;当然,美国也会持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总体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政治影响优势。换言之,那就是美国最终不能不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和平崛起,或曰美国根本适应中国的发展。
然而,中美关系还有应当争取避免的第二种可能的长远前景。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比如,有所起伏但可能逐渐发展的能源矛盾、“战略性存在”矛盾、经贸矛盾、外交竞争、甚至在西方不少人眼里“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等有广泛国际意义的“模式”引力竞争。最重要的是,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而与此同时,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战略性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大地影响中美关系,进而出现强国之间竞争性的战略走向。
当前,假如中美关系主要朝中国政府正在真诚地努力避免、美国布什政府也不乐见的这个方向行走,那么中美关系的真正全局性根本考验很可能是在10年至15年后,并且会在军事力量对比领域。我们需要考虑届时中美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责任编辑:毕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