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尽管美国感觉到防范中国的必要，但其可行的手段都收效甚微

　　●美国在尝试比较系统的对华协调，一方面是非常明确地要求中国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极有可能对中国做出的让步

　　●中美关系一种可能的长期远景是，美国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出现

　　东亚浮现中美“权势转移”趋向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世界权势相对衰减(至少在多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速发展成了全世界空前广泛和密集谈论的议题。

　　对美国而言，有一个重大窘境，即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决策者和思想界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遏阻中国发展力不从心，并且很可能起反作用；另一方面，“包容”中国则会增进中国的力量，美国也几乎没有可能按自己意愿根本“改造”中国。同时，两者又无法合理地协调。

　　另外，美国权势在东亚还出现了三大动态，一是东亚主要的传统战略伙伴的衰弱、窘困和疏离(分别指台湾、日本、韩国)；二是美国在对待东亚“热点”问题上的乏力和无奈(如台湾问题、中日关系恶化问题、朝鲜核问题)；三是中东对美国可用于东亚的战略精力和资源的巨大牵扯和制约。其中每一大动态都将长期持续下去，都对美国在东亚的权势前景和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影响重大。

　　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比过去显现出更连贯、更成熟、更高效的对美大战略。总的来说，那就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不必要地刺激美国，防止美国形成较强烈的被挑战感，有节奏地处理对美态势和政策的松紧张弛，尽可能促使美国政府较多地追求对华协调与合作，争取美国逐渐较多地适应中国的迅速发展。总之，这是以复杂的政策体系对待复杂的中美关系，以便维护、巩固、甚至延展中国得以实现和完成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防范中国的手段乏善可陈

　　当然，面对“权势转移”，无论是鉴于国际关系史或国际政治常理，还是鉴于美国的战略思维传统，美国会比197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种必要：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

　　美国自认为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是军事优势。就此，美国最容易做、也因此做得最多的是加强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例如，针对中国，美国今夏将在太平洋举行越战结束后的最大规模舰队演习，美军在“第二岛链”(特别是关岛)的战斗力不断加强。

　　此外，美国的防范还有其他三个方面。一是美日军事同盟的逐步升级式的强化。去年10月底，日美两国达成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协议，呈现同盟的“全球化”和“全东亚化”的明显趋势；本月初，美日两国决策者举行新一轮“2+2会谈”，达成了强化和扩展更具体的美日军事合作协议。然而，美国对日政策不能不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如果中日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必然会受到巨大的损害。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美国对日本的某些态度和政策有进行调整的需要。

　　二是支撑美韩军事同盟。然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美国对支撑美韩军事同盟做得如此之少和如此低效。美国在美韩关系上困难重重，且几乎“意志消沉”。为何？首要答案是，美国坚决不肯改变对朝敌视政策，这与韩国近年来坚持善待朝鲜的意愿相悖。同时，韩国亲美情绪大不如前，美韩军事同盟可行性在减弱。

　　三是力图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争取促进台湾内部的政治稳定性，并且谋求尽可能经久地固定中国大陆和台湾不统一的现状。然而，这三大目标都收效甚微。近年来美国力促台湾巨额“军购”，成果有限。美国一度认可的陈水扁成了难以取信的大“麻烦制造者”。对两岸经济、文化、人员交往的强劲趋势，美国也无可奈何。总之，2004年底以来，在台湾问题上，所有对中国有利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趋势，美国全都没有能力做出真正有效的阻滞(除了阻止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这唯一的例外)。

　　美国对中国将有诸多让步

　　布什政府近来的若干言论(特别是先由副国务卿佐利克公开提出、然后最近由布什本人重申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显示，美国对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进，并已经针对其自身的对华战略窘境，开始较为系统地重新审视。

　　可以预料的趋势是，美国在继续强化对华军事防范和贸易保护的压力的同时，尝试比较系统的对华协调。这包括双重内容，一方面是非常明确地要求中国做出让步(比如，去年佐利克演说中要求中国的漫长清单)，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极有可能对中国做出的让步。在这些让步中，较少含糊和较多可能的是，美国趋于将中国当作头号协商对象。这包括在各类区域问题、全球政治的某些分支领域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其次，在东亚安全方面，美国较有可能逐渐与中国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原先是美国“战略地盘”)。在某些新的多边安全机制方面，美国也会有选择地听从中国意见，接受中国参与和发挥主导作用，比如，朝核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但有可能在抑制“台独”动向方面更多地采取与中国平行的行动和局部协作的政策，而且如上所述，有可能视大局发展逐渐接受两岸和平或基本和平的统一。第三，可以设想的是，在中国军力发展方面，只要美国不认为中国正在形成能真正冲击美国的军事能力，美国就不大会将此当作头等重大和必须紧迫解决的问题，并将尝试与中国进行局部的军备控制对话，在要中国做些让步的同时，也对中国做些让步。

　　需要强调的，美国也在尝试对华外交竞争，即和平和“正常”的外交影响力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正开始认识到要向中国学习，在亚洲好好做工作，争取朋友，争取影响。比如，这半年来，布什访问蒙古、印度时体现的“实惠”和“口惠”。再比如，美国近来宣布增加在亚洲的外交和领事官员，这同样有“亡羊补牢”式的对华外交竞争含义。

　　中美关系的远景

　　在中美“权势转移”趋向、中美长期“复杂关系”和美国基本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大概有两种可能的长远前景。

　　第一种可能的长远前景大可欢迎，即以中国持续崛起的强劲趋势为前提，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将认真考虑、甚或最终采取某种根本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接受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领先地位。同时，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限)对美军力均势甚至局部优势，连同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也将被美国接受；当然，美国也会持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总体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政治影响优势。换言之，那就是美国最终不能不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和平崛起，或曰美国根本适应中国的发展。

　　然而，中美关系还有应当争取避免的第二种可能的长远前景。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比如，有所起伏但可能逐渐发展的能源矛盾、“战略性存在”矛盾、经贸矛盾、外交竞争、甚至在西方不少人眼里“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等有广泛国际意义的“模式”引力竞争。最重要的是，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而与此同时，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战略性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大地影响中美关系，进而出现强国之间竞争性的战略走向。

　　当前，假如中美关系主要朝中国政府正在真诚地努力避免、美国布什政府也不乐见的这个方向行走，那么中美关系的真正全局性根本考验很可能是在10年至15年后，并且会在军事力量对比领域。我们需要考虑届时中美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