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泉：即将走到生命尽头

　　“她像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妇人。”李茂锦——敦煌市外宣办主任——这样形容今天的月牙泉。

　　1950年代前，这里深12米，水面20多亩。现在，它的水位只有1米，面积不足当年的1／2。曾经晶莹的泉水也变得浑浊黯淡，让人很难见底。泉中独有的珍稀植物七星草已基本灭绝——这草可治难产，月牙泉因此又称药泉。

　　“月牙”南岸，还剩下13棵树——9棵胡杨，4棵老柳。为了挽救又一棵即将枯死的胡杨，人们在它的躯干外围起水泥墙。

　　月牙泉是李茂锦儿时的天堂。那时的水一直漫到北坡的山腰，没有人敢从北坡上滑沙而下，因为怕掉进水中。泉的四面长满了水草，孕育着茂密的树林。鸟兽在林中出没，斑鸠、白鹤、狐狸、蛇，还有“石龙儿”——一种生长在沙里的肥胖蜥蜴。

　　“它是世界一绝。”李茂锦说。沙山包围着月牙泉，但千百年来，水没有被黄色掩埋；无论气候多么炎热，它的水位不减——敦煌地区年降雨量34毫米，蒸发量2400多毫米，换在别的地方，泉水几天就蒸发干了。每年，都有数万人在沙山上面踩、滑，但落下的沙也填不掉月牙泉。

　　“是缺水让它挣扎在死亡线上。”李茂锦说。

　　四大湖的SOS状态

　　专家研究表明，月牙泉和敦煌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泉水“垂危”，敦煌的生态也就进入SOS状态。

　　敦煌林业局副局长张玉玲说，过去的敦煌并不是满目沙漠戈壁。祁连山冰雪融化而成的疏勒河、党河汇入敦煌，滋养了众多的湿地和野生林地。

　　敦煌境内曾有东湖、西湖、南湖、北湖四大湖泊，都有可观的水量；据当地林业部门统计，建国初，东、西、北湖以及南山一带有天然林219万亩，其中胡杨林4万亩，是不折不扣的“绿色屏障”。敦煌境内的湿地面积曾经达375万亩。

　　在这位副局长的指引下，4月中旬，本报记者在北起玉门关、南至阳关的地界上，围绕四个湖泊进行探查——东湖已名存实亡，北湖濒临消亡，西湖和南湖的水面大大缩减。

　　敦煌往西南至阳关70余公里路途中，见不到任何绿色，间或有几条河道，也早已干涸。这一带沙尘暴异常频繁，龙卷风常常横扫路面，还差点掀翻了记者乘坐的汽车。

　　阳关遗址就在南湖边，黄沙正在吞食绿洲。过去，阳关烽火台下就可能看到大面积的湖水，现在要转过几道山丘才能望到野麻湾残存的蓝色。而在唐寿昌城——汉龙勒城——遗址，沙丘已破墙而入。

　　南湖旁，还有一处消失的河流——山水沟。文献记载，这里曾多次发生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最后的一次是在1967 年7月18日：“上午10时许，山水沟里的水，开始由清变浊……不多时就听见有洪水咆哮的声响，随后卷地而来的是尘土飞扬的气味，跟着就看到水头有一丈多高的洪峰滚滚而来，直冲拦河土坝，不过十来分钟，就把土坝完全冲垮……”

　　距阳关不远处，名叫“大沟水”的河流也已经消失。

　　玉门关外的北湖，就如一个深有六七米的大锅，齐锅的水都煮干了，只在锅底还残留着一些“浆糊”——地下渗出的盐碱和泥浆搅和在一起。另据西湖湿地管理局局长吴三雄介绍，以前南湖到西湖之间有大面积的水域和湿地相连，现在已完全隔开。在西湖，可以见到成片成片枯死的胡杨林。

　　敦煌市委提供的材料显示，敦煌境内因缺水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其一是湿地萎缩。湿地以每年2万亩的速度递减，到2005年，敦煌境内湿地面积减少了近1／3，仅存270万亩。敦煌绿洲区内的1万余亩咸水湖和1千余亩淡水湖中，80％已消失。

　　其二是植被锐减。2005年，敦煌境内的天然林消失了近一半，仅存130万亩；而据甘肃草原队调查，1965 年时敦煌有576万亩草场，总载畜量12万羊单位，现在只有135万亩，减少了77％，载畜量5万羊单位，减少了57 ％。

　　其三是沙进人退。全市有50万亩土地沙化，自1994年来，敦煌绿洲区外围沙化面积增加了20万亩，平均每年增加近2万亩，沙漠吃掉了4米绿洲。

　　“如果得不到遏制，50年内，敦煌将成为第二个楼兰。”北京林业大学罗菊春教授在5年前发出了警告。

　　“人祸”

　　“塞上明珠”为什么会出现生态危机？敦煌市现任市委书记包东红对本报记者直言：全是人祸。

　　自1950年代后，由于移民等因素，敦煌以及疏勒河上游的阿克塞、肃北、玉门市等地区人口急剧增长。解放初，敦煌市常住总人口为3.6万，半个世纪内增加了4倍多，而阿克塞，多出了数十万双伸向自然的手。

　　少年时期的刘礼德见证了人们砍伐树木和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最初，大家砍树只是为了生活需要——用来烧火、做饭、取暖，砍得还不太多，后来就发展到生产需要，大炼钢铁时，一天砍下的胡杨树堆得像一座小山。”他说。1970年代初，他也曾跟随大人猎杀野骆驼，亲眼见到两头巨兽被子弹毙命——30年后，野骆驼只剩下了不到40峰。

　　1970年代中期是标志性时段。疏勒河上游，水利部门在安西县和玉门市各自修建了一个大中型水库——双塔水库和昌马水库，导致以下400公里的河段——其中300公里河段在敦煌——断流；几乎同时，疏勒河的支流党河，也在上游被阿克塞县截留500万立方米的水。在敦煌境内，水利部门也筑起了大坝，党河断流了。

　　包东红无奈地说，敦煌的地下水位从此得不到补充——这里地下水主要靠疏勒河和党河渗透补给。

　　水库中的水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在敦煌，需要灌溉的农田已经由最初的1.3万亩增加到38万亩。敦煌水务局局长马玉成说，实际上可能有40多万亩，每年至少需要2.5亿立方米来灌溉。而党河的年径流量只有2.6亿至2.99亿立方米，其中有一半要被蒸发掉，再除去阿克塞分流的500万立方米水。

　　开拓者们顺理成章地将手伸向了湖泊和湿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月牙泉于1975年首次遭到了重创。“泉里架起了渡槽，4台8泵的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了一个星期。”李茂锦说。他亲眼见到了这样的场景：泉水急剧下降，岸边的沙骤然崩塌，两台抽水机砸下泉底，其中之一至今都没挖出来。

　　人的目光又盯上了地下水。1976年——1986年，新开掘的机井数量为1800余个，相当于敦煌绿洲每平方公里至少有一个。

　　综合敦煌各部门的统计，敦煌市目前年采地下水6000万立方米——容许开采的地下水量为5500万立方米，其中2／3用于灌溉。

　　只有消耗而没有补充，敦煌的地下水位以平均每年0.2米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累计下降了近11米。包东红称，这是严重的“收支不平衡”。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月牙泉水位的下降——1986年时，月牙泉水位不足2米，到2005 年就只剩下0.9米了。

　　老天的报复

　　于是，人们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埋单——没有水和植物的约束，沙漠终于自由了。

　　“首先是沙尘暴的强度越来越大，”敦煌市气象局局长巴秀天说，“其季节性分布也起了很大变化：以前主要集中在 3-5月份，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

　　其次是极端气候在增加。比如说高温——以前，夏秋虽也高温，但是早晚天气很凉，而现在“该凉的时候不凉”；另外两种极端气候是短时期集中降水和暖冬，对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细菌和流行病增加。

　　本报记者选取了1980年来的几次极端气候，摘录如下：

　　1983年4月28日-5月1日，强霜冻，最低气温-11.9摄氏度，近万亩果园、32万株经济林冻害严重，全市70％的棉花被冻死，另外还有3万余亩玉米、1000余亩瓜菜及全部黄豆冻死；

　　1986年5月18日-19日，持续24小时8级大风，风速每秒17米，5.32万亩农作物受害，6000棵树木被刮倒，350只羊丢失，长时间停电；

　　1996年5月29-30日，强沙尘暴持续10小时，8级大风持续7小时，能见度小于10米，8万余亩棉花受灾，其中6000亩棉花被打死，6000亩果树被刮倒，270根电杆、20公里输电线路被毁坏，5名小学生落水身亡；

　　2002年5月5日，黑风(特强沙尘暴)天气，风速每秒25米，能见度为零，即伸手不见五指，数千亩农作物被刮走。

　　2006年4月10日-11日，16-17日(记者在敦煌采访期间)，沙尘暴，气温骤然降低8摄氏度。

　　而浮尘天气也在增加。空气中飘浮着大量的10微米以下的细小颗粒，这些颗粒成分复杂，包含细菌、微生物等，吸入后易造成呼吸道及肺部的感染。

　　莫高窟受到威胁

　　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也受到了威胁——来自风沙的侵蚀以及粉尘的危害。

　　“强烈的风沙打在洞窟的雕像和壁画上，就像一张砂纸在上面磨来磨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敦煌风沙越来越强劲了，甚至能把汽车的漆打掉，何况这些雕像和壁画已经过了千年的风吹日晒。”

　　另据专家分析：来自鸣沙山方向的风沙对崖面露天壁画产生的撞击、磨蚀，已经导致了壁画褪色、变色，还使不少窟区、窟顶遗址残败不堪，相当数量的窟顶被剥蚀，甚至会引起崖体的坍塌。

　　敦煌浮尘天气的增多对莫高窟的威胁也在加剧。观测表明，莫高窟窟区年降尘量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65.4t ·km-2，且83％以上为棱角状、次棱角状高硬度的颗粒，它们既能随湍急的气流运动对壁画、塑像进行磨蚀，又能侵入壁画和塑像颜料的空隙间，携带的细菌和化学物质还会对壁画的颜料产生多种生物和化学作用。它们还不断地在壁画开裂处乘虚而入，使其龟裂。而粉尘沉积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一种向外挤压的力，导致壁画颜料层、白粉层脱落，严重时可使整个地大面积脱落。同时，大量粉尘沉降在壁画表面，不仅严重影响了艺术效果，而且很难在不损坏壁画的前提下将其清除掉，给壁画修复除尘带来许多困难。

　　铁腕“三禁”

　　中外游客的叹息声中，敦煌人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原始的保护意识”诞生了。1983年，敦煌市委发起了“爱我敦煌，秀我月牙泉”行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的“月牙泉修复领导办公室”。

　　月牙泉风景管理处副主任王建书说，在“先解决燃眉之急”策略指导下，人们最先采取了“掏泉”：将泉眼附近的淤沙挖出来，疏通泉眼，这让水位回升到4.2米，但再也不上升了。根据专家建议，政府又在月牙泉东500米处修了一个深 5米、水面面积50万平方米的蓄水池。然后从党河水库引水到蓄水池，再将水压到月牙泉里，这叫“补水”。结果，泉水变得浑浊起来，工程只好停止，当地人称之为“井水不犯河水”。

　　之后十年间，月牙泉水位每年下降25厘米。敦煌市政府兰州水文地质中心征求解决之道，专家们实地调研了一年，最后弄清了月牙泉的成因：它是残留河，是古河段的露头部分，泉水是通过地下渗透而来的。专家们据此认为，应采用“渗透法”治泉，建议从党河引水至月牙泉上游地带，经过沉淀过滤净化，送往月牙泉周边挖好的三个渗水点，让其自然渗透进月牙泉。此方案于2002年实施，但由于缺少资金，人们只好临时开了个引水渠，利用渠道引少量的水到渗水点，当地人称这是在给月牙泉“输液”。然而，这也只能使月牙泉保持一定的水位，过多的水会通过地下渗透到别的地方。

　　与自然博弈的过程中，敦煌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月牙泉的水位是地下水位下降的恶果。

　　此时，环保和生态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敦煌人将目光汇聚到党河和疏勒河这两条河流上：放开这两条河流，让它们像解放初期那样自然地流淌。

　　但这是个难题——首先，两条河的3个水库和1个分水工程，关系到敦煌和安西、玉门、阿克塞100多万农民的吃饭问题，你把水放了，农民们靠什么种田？其次，还有个管辖权限的问题，双塔水库和昌马水库首先不属敦煌管，敦煌做不了主，水库所在地安西县和玉门市以及它们的上级行政单位酒泉市也做不了主，它属“条”管，权限在甘肃省水利厅。即使这些部门、这些地方都同意了放水了，但还是不能回到过去，因为“此时已非彼时”了。

　　“我们只好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包东红说。目前，敦煌已成为中国100个节水县之一。

　　但是农业的节水技术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成本的增加，比如滴灌技术，每亩的成本会增加两三百元，所以推广起来难度颇大。另外，农业节水主要是从提高水的利用率、减少成本的角度出发的，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悖论，水的利用率越高，对生态就越没有好处——水渗不下去，地下水得不到补充。对此，敦煌市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下令水务局于每年秋冬非灌溉季节打开党河水库“弃水”一部分，让其自然流淌渗透，对地下水进行一点补充。

　　而在2004年9月，敦煌出台强硬措施，禁止垦荒、打井，禁止外地人口向敦煌移民，人称“三禁政策”。执行“ 三禁”不力，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要受到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在内的严厉处罚。

　　包东红说，目前“三禁政策”推行起来还算顺利。市政府还“废掉”了300口机井，剩余的机井，争取用较短的时间全部关闭。

　　市委书记的压力

　　敦煌的生态危机引起了甘肃省高层的关注，他们给敦煌下达了死命令：不许水位再下降一寸。

　　“我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包东红说，“一方面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生态，保护世界奇观月牙泉和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一不小心就成千古罪人了；另一方面，18万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摆在面前，日夜不得安生。”

　　包东红任市长、市委书记多年，每年都在向甘肃省、酒泉市，以及临近的几个县市争取、协商，希望能让疏勒河水下泻1亿立方米，但是由于牵涉复杂的利害关系及利益冲突，年年落空。

　　另一边，敦煌党政在“引哈济党”工程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是一个经过专家论证的可行方案，即把青海境内的比疏勒河水量丰沛得多的哈尔腾河河水引入党河上游，以增大党河水库的下泻量，让其自然流入敦煌境内。

　　这个项目在1958年就被专家提出，但因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当年的归属权之争而中止；1992年重提，但当时甘肃正在兴建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引洮河入定西的两个涉及人口众多的“吃饭大工程”，顾不上这个“小工程”而再度搁浅；1997 年至2003年，敦煌联合阿克塞、肃北两个县数次提出申报，过程异常艰难。

　　这样的项目通常要过“专家关”、“审批关”，还有“钱关”。专家的论证非同小可，一直到2005年，引哈济党工程终于通过了“专家关”，但是还没有得到水利部和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我们还轮不到为后面的‘钱关’发愁。”包东红说。在市委市政府的规划里，敦煌最终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旅游业，减少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减少农民的数量，最终达到减少耕地、减少用水、逐步恢复湿地和生态的目的。 “我们可以用大旅游赚来的一部分钱来补贴哈尔腾河和疏勒河流域，让他们放出更多的水，以形成良性循环。”这位书记说。但当务之急，是让“引哈济党”工程尽快上马，否则“不要说发展旅游，就连本地人的生存都是问题”。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