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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总理两会期间强调，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就是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可以说，旷日持久的国有银行股权贱卖之争至此可以告一段落。总理的讲话明确了政府的政策底线，国家绝对控股意味着，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国家金融安全。看来人们不免要为花旗控股广发获批的几率捏几把汗了。既然美国国会能否掉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我们的人大为什么就不能否掉花旗收购广发呢？

　　所谓国际金融的通行规则，从来就是由几个大国的政策所左右，金融小国基本上没有多少游戏的空间。美欧不但有金融的霸权，而且有经济信息的霸权。国际金融资讯主要是美欧国家控制着，各种各样的信用评级权威机构都在美国手里。掌握了评级权，就等于掌控了金融的核心――定价权。国际金融规则从来都是以丛林法则为圭臬，违背常理的规则背后往往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角逐。

　　比如说，增长迅速、收益稳定、市场空间巨大的零售业务从来都是外资银行最愿意投资拓展的领域之一。如美国要求，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如果要在美国经营零售业务，需要参加美国的存款保险，但美国的存款保险机构又规定，分支机构不能参加美国的存款保险。这就把许多外资银行隔离在美国的零售市场之外。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银行业零售市场的开放程度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还要高。

　　有谁在加拿大多伦多见过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没有！又有谁会指责加拿大违反WTO规定？没有！在遵守了WTO规则的前提下，加拿大有效地把许多外资银行挡在了国门之外。

　　也许几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制定规则者从来就是把自己的家门看得最紧的人。根据Fitch IBCA提供的Bank Scope数据库统计，1996～2003年度世界七个主导性国家的平均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加拿大为3.94%、法国为21.48%、德国为7.54% 日本为2.60%、意大利为18.19%、美国为6.24%、英国为10.21%。

　　要衡量一家银行的企业价值，仅看一个时点的净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04年的报告《中国如何维持低成本竞争优势》指出，在类似中国的低成本国家，外资机构进入需要承担较高的“一次性”设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建立一项新业务的典型成本：内部流程的重新设计、基础设施的重新设计（包括IT系统、软件和网络）、建设客户网络、流程转换、培训和先期实验成本等等。按照波士顿集团的估计，一般来说，这些成本约占第一年运营成本的25%-75%。显然，对外资银行来说，中国国有银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财务状况有得到改善的潜力，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遍布全国的业务网络、客户资源、市场影响力以及其手中所掌握的银行特许经营牌照。得到这些，外资银行就可以通过一种很快捷的方式迅速进入中国市场。老外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

　　尽管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政府在一些行业存在垄断行为，无论对内资还是外资的开放进展都太缓慢，但在美国资本市场上，来自中国垄断行业的企业却一直备受欢迎。正因为此，国际投行巨头们才会将中国垄断性的大型国企作为它们疯狂追逐的对象。这一点对于金融机构同样也没有例外。素来将中国银行业视为世界上最具风险行业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2005年一口气提升了中国7家银行的评级。负责此次评级工作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业上市及之前吸引外资并非标普调高评级的主要原因，而中国政府对中国银行业的强有力支持才是标普此次提高银行评级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标准普尔看来，即使中国的银行都去海外上市，中国政府也不会立即中断对中资银行的政策支持，他们坚信中国政府还会对银行给予中期性政策的扶持。有意思得很，被外资机构屡屡讽刺的“国家支持因素”，恰恰是其最为看重的投资价值之所在。

　　事实证明，老外就喜欢购买交行、建行的股票，就好像喜欢购买中石油、中石化的股票一样，因为具有很强的政府垄断色彩，可以获得垄断利润。据说有外资战略投资人毫不掩饰地声称：“如果你中方敢宣布银行的高管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聘任的，我愿意每股多出2分钱购买银行股权”。结果是中方倒是未宣布什么，建行股票的香港公开认购却超过40倍，国际机构超过9倍，半年不到股价已然升了一两块。“制度性折扣”一下子变成了“制度性溢价”。所谓的银行业通行定价准则－市净率(P/B)一下子显得如此的苍白和幼稚。

　　这就是由人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下的游戏规则。从来就是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国际金融市场中，你相信所谓“贱卖”之争仅仅是源自监管制度和金融市场差异吗，你相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国际估值理念”吗? 有这样一句话：“你不要照美国人说的做，你要看美国人做什么就做什么” 。“别把吆喝当棒槌”，也许历史的基本事实才是真知灼见。金融大国角逐的游戏对于羽翼未丰而问题丛生的中国金融业来说要非常谨慎。诚如国际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所言，“对于一个高度受抑制的转轨经济体实行市场化改革，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金融被称为第二国防，它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控制在本国人的手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风暴的来临，有时候就在一夜之间，也许就是一个很小的引信。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这样，战争和敌对在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下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居安思危”则不可片刻或忘。一句话，金融无国界在国家利益层面或许永远是一个美好天真的幻想。看来，在开放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既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又能够吸引先进的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这的确需要考验我们改革者的智慧。

　　勿庸置疑，引进外资对于促进我国金融领域的竞争、提高管理水平、改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企业活力并逐步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银行改革的引资过程中，由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意图缺乏足够清醒认识，的确也出现了许多与我们引资初衷和意图相悖的情况。一方面，在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严格、国内资本市场低迷、私募的法律规定又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各银行为符合监管要求，纷纷集中出售股权，引进外资，不但价格等条件不利，而且缺乏深入的市场研究和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后，并不关注经营机制的改善，而更看重的是控股权和控制高端业务；有的甚至以财务包装转手出让为目的；对中方希望得到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目前尽管对单个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持股比例有不超过20%的限制，但在某个业务领域的持股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信用卡等零售业务，目前外资银行在与国内银行合作谈判中普遍都提出了50%对50%的持股要求。由于对这一领域控股比例和准入条件尚无明确规定，使国内银行在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另外，一些外资银行正在通过收购等手段力图突破目前有关持股上限的监管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一些机构和人士仍一味追求引资的规模和“时尚”，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正利用我国金融业急于引资的心理，从股权和业务上以较低的成本谋求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权，缺乏足够警惕。

　　此外，当下银行业改革的引资问题上存在事实上的准入不平等。最近出台《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作出了硬性规定，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必须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而对于国内民营资本，法规虽无明确规定，但实际审批皆以10％为限。这种不平等实际上限制了民营资本向中资银行注入活力。有人认为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外资比民间资本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民间资本以前从事的不是银行业，对银行的业务不是很清楚，这就使得它们在投资时非常谨慎，开出的条件比较苛刻，即使合作成功，民营企业与银行在经营中也会互相不适应。这种看法显然有些牵强。民国时期我们的招商、交通不都是民营银行吗，不都是从实业资本家转变为银行家的吗，谁天生从娘肚子出来就会经营银行呢？再则现代公司治理中，出资人和经理人早就分离了，真正的银行家得到职业经理人市场上去找。而恰恰是由于对国内民营资本开放过晚，才造成当下“积重难返”的局面，并错失培养真正的本土职业银行家的良机。

　　以上种种问题，不仅反映出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自轻心态”，而且还严重背离了“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有了“依赖”便等于间接给了“外资”垄断的特权。现在业内的流行语是所谓国有银行存有“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试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便没有“制度性溢价”么？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国家信用、百姓依赖、品牌网点优势又如何体现？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行这样人们眼里的“最差”银行依然趣味盎然？为什么建行、交行在港上市后，短短数月便上演了股价翻番的奇迹？国际资本们发现中国的钱真是很好赚，甚至给某些西方人留下了“钱多人傻”的形象。中国人真的是“钱多人傻”吗？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智慧，看来倒是经常将智慧用错地方。

　　谁都知道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即便改制后，四大行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成为简单纯粹的商业性机构，因为它承载着太多的国家利益在其中。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尤为如此。如此重大的一个事情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决策机制加以保障。如果在重大金融经济问题决策中相信“少数大智大慧的人能够自然引导社会规避风险”的方式，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这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也是极不相符的。为此，有必要成立金融改革的专门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政府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等组成，并划分为不同专业化小组，分别负责研究论证银行改革的战略规划、改革路径及方案、改革效果评估等；制定外资在中国银行业和个别国有商业银行中的资产、业务领域、规模和股权的限制比例；对改革的操作方式进行评估和监督；为对银行业的改革决策提供咨询，以把握改革的整体方向。同时，要保证社会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重大的银行改革决策应事先提交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讨论、听证；并建立国家审计署对银行改革中资产评估、资产处置、定价等操作方面的审计监督机制；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各种详细数据、搜集方式和程序及时公开，使之接受社会的监督。

　　诚如温总理指出，必须加强对银行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同时注意随时总结经验，避免损失，特别是大的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