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能源和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决定了中国无法支撑一个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式外贸增长方式；同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性越来越突出，外贸增长导致的国际摩擦越来越明显

　　● 现阶段扩大开放的重点不是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空间和体制效率以及战略影响力已明显递减，对外开放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已大大超越对内开放的程度。因此，下一步开放的重点是扩大对内开放以及实现内外公平和非歧视性开放

　　● 发达国家在依托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不断向全球延伸其服务链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价值链的控制和自身增加值的最大化。对中国来说，很多生产型服务业，如产品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作为中间投入，是推动制造业向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和高技术化的基础

　　□刘旭（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

　　1979—2004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293.3亿美元增加到1154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年均增长率高达15.8%。出口贸易额从1979年的136.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34亿美元，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的排序，也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位。

　　从过去的经验看，外贸增长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贸易结构的重要变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其次，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领域吸纳的就业人数约8500万，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就业大军，对缓解中国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者，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第三，中国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但直接改变了国内的技术水平，而且也通过“干中学”等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了先进技术在国内的外溢和扩散。第四，外贸进出口给国内市场带来了竞争的压力和动力，同时对外开放也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国际市场的通行规则也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逐渐形成和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第五，外贸出口扩大了中国市场，形成了规模经济，加之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使中国在原来的一些比较劣势产业逐渐获得了动态比较优势。另外更重要的是，外贸通过实现中国和其它经济体的交换，使中国可以充分运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长期以来，虽然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外贸发展与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但由于我们采取了非均衡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比较重视鼓励出口以换取国内短缺的外汇。这种非均衡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也确实取得了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外汇缺口基本得到解决，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数量扩张型外贸增长方式，增大了与其他国家地区利益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其次，国内能源和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决定了中国无法支撑一个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式外贸增长方式；同时，外贸增长的效益低下，使中国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损失。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性越来越突出，外贸增长导致的国际摩擦越来越明显，外贸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

　　建立内生性外贸机制

　　内生性外贸增长方式将技术、竞争和知识管理等因素视为贸易与增长的内生变量。一方面，一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加速国际技术外溢，改变本国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经济收益也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进而为技术创新中规模经济的形成创造条件。对外贸易和技术创新由此将步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之中。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内生性外贸增长方式有几个特点：一是以自主知识积累、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支撑；二是充分利用全球化开放契机分享全球知识积累、创新和技术进步；三是以人力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为基础；四是在中国低成本优势、后发优势和大市场规模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优势和差异化管理优势。内生性外贸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要立足于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以创新科技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形成新的出口部门的产品。目前，中国在继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已出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结构转换，导致中国经济在旧二元经济尚未完全转换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二元经济结构，即以成熟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农业和以创新科技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包括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知识存量的服务业）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工业化战略是针对新二元结构提出的新发展战略——贸易战略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产品，培养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龙头企业和产业群，培养具有专业化分工和差别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从低端向高端结构转换的新增长动力。

　　其次，在要素禀赋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重视“要素创造”功能，也就是通过“软”因素，包括开放引进的外部竞争压力，改革带来的要素重新组合效应，模仿和引进等技术扩散效应带来的管理和组织效率提高，“干中学”带来的经验积累效应，以及国际合作，变比较劣势部门为竞争优势部门，形成新的贸易部门和出口结构。

　　再次，是要素创造和要素重新组合，与政府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需要创造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之所以称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就是说通过鼓励开放和激励竞争的机制，而不是政策优惠和差别性待遇，扶持新兴贸易产业的发展，其效应主要包括：1）通过开放竞争，打破国内垄断，消除国内普遍存在的地区和部门保护壁垒，加大国内竞争强度和范围；2）通过开放竞争，加大国内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态势，打破跨国公司在中国可能形成的技术和产业垄断、压制和控制；3）通过开放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引进关键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形成技术扩散和模仿的良好条件。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可以带来产出效率的提高，在东亚奇迹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

　　最后，就是要在统筹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是扩大对外开放，更要扩大对内开放，消除和减少内外贸易、流通、生产和投资中尚存的各种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大力发展内外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要进一步改革体制，不仅要继续大力推动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结构逐步与国际并轨，引入外来的科学的管理规则、执行程序和监督体系，更要自主改革现已成为进一步发展阻力的利益机制、产权关系和政府职能，进一步完善能够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软环境；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开放条件下的调控协调能力，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汇率、利率、货币和价格等名义总量的宏观调控能力，夯实引导这些名义总量有效起反应的市场基础，完善抵御外汇、金融和商业风险的管理体系，更要加强开放体系的综合协调能力，坚持“国内发展是目的，对外开放是手段，对外开放为国内发展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发展对外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以及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大力提升国内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和实力。

　　贸易政策的“中性化”目标

　　在开放经济中，起导向作用的激励机制（税收、补贴、价格、利率和汇率），应该是接近中性的，即不会对国内外贸易、金融和投资活动产生偏袒和保护。与“中性机制”标准的偏离程度，即偏离度，决定开放经济的效率水平。我们用中性指数来衡量政策对出口的鼓励程度。中性指数越高，表示政策对出口的鼓励程度越高。比较1994—2004年期间贸易中性指数和出口增长率，我们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2001—2004年，中性指数逐年提高，2004年已经达到了近11年来的最高点，相应的，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4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20%。

　　从内外统筹的战略重点来看，现阶段扩大开放的重点不是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空间和体制效率以及战略影响力已明显递减，对外开放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已大大超越对内开放的程度。因此，下一步开放的重点是扩大对内开放以及实现内外公平和非歧视性开放，把市场竞争激励作为促进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并提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建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协调机制。外贸政策要由“有偏”向中性回归，除少数战略性产业外，逐步清理各种不合理的外贸鼓励政策（主要是出口鼓励政策）。

　　要营造内资经济与外资经济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为各类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体制上的保障，培育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将比较优势转为国际竞争优势，首先还是要提高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大力培育以内资企业为主的出口主体。其次，构筑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相结合，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促进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国内外研发机构之间的联合研究和成果产业化。积极培养、引进高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第三，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我国企业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在全球化形势下，新兴跨国公司并不需要完全具备所有权优势才能实现跨国经营，具备个别优势就出去，将原有优势与跨国经营获取的新优势相结合。只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再将其有效整合，就是新兴跨国公司。从国家层面看，要想提升全球分工地位，增强企业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就必须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而且未来外经贸形势严峻，必须依靠跨国公司寻求资源。所以“走出去”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便利化。即消除制约企业在全球高效配置资源时体制和管理上的障碍，让资金、信息、管理人员、货物等能通畅地出入境。可以先做改革试点，成功后向更大范围的企业扩展，让更多企业享受跨国经营的便利；二是集中使用我国已出台的各种扶持“走出去”的政策和资源，提高政策效能。

　　以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升级

　　在社会生产的价值链中，服务业产业链起主导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造业的增加值。发达国家在依托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不断向全球延伸其服务链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价值链的控制和自身增加值的最大化。对中国来说，第一，很多生产型服务业，如产品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作为中间投入，是推动制造业向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和高技术化的基础，目前国内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服务贸易进口可以促进制造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第二，通过我国的服务或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于贸易、营销或金融领域，建立强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初期可以通过与国际大的贸易公司合资、合作进行。不仅有利于货物贸易的扩大，而且可以使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增值空间和内部化收益，例如连锁超市或专卖店可以把国内产品直接销往国外市场、汽车制造厂商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等；第三，高效率的国际通讯、国际运输和国际金融保险服务，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保障产品生命周期相对较短的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顺利进行；第四，随着制造业的升级和技术含量的提高，越来越多服务完全附属于有形商品价值实体之中，而且服务已经成为产品增值的主要来源，如设备的安装、调试、技术指导、质量控制和检验、设备维修等服务。这类产品的出口需要服务贸易出口给予必要的支撑。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