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会磊本报记者李爱明
一直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研究的马立诚这次将目光转向了共和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在距创作《交锋》、《呼喊》8年之后，马立诚携30万字的《大突破》重返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在这本杂糅着纪实和政论笔调的简史风格作品中，马立诚以严谨的态度回溯那些艰难岁月中新中国私营经济的起伏。
马立诚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决定了私营经济的生与死、荣与衰。他希望以对既往政策制定的咀嚼来谏言当下改革的实际，他也希望，能以这本书的形式参与当下改革的争论。
记者：这本书被认为是第一本对新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全面描述的著作，您自己如何评价？与同类型著作相比，这本书有何特色？
马立诚：现在已经出版的记录私营经济发展的书籍很多，有几百种，但多数是一些私营企业家的人物传记和对私营经济发展的片段式记录，或从改革开放写起，或从1992年写起。写作的时候，我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政策路线的变化作为书的结构主线，因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决定了私营经济的生与死、荣与衰。可以说是第一本对私营经济从1949年一直到2005年底发展历程全面描述的著作，大的事情基本没有遗漏。
记者：与您之前的《交锋》、《呼喊》相比，《大突破》有何不同？
马立诚：与《交锋》、《呼喊》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是，这本书灌注了强烈的改革精神，主观上我希望，这本书是面向今天2005、2006年改革所呈现的局面，也想回答一些问题，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爆发了一系列争论，郎咸平争论、刘国光争论，以改革的精神来回顾私营经济的发展。
不同之处在于，《交锋》描述的整个社会，这本书专注在一个领域。
可以说，今天近两亿的中国个体私营从业人员，非常多的人不了解他们父兄创业的历史坎坷。中国私营经济真是在石头缝里诞生的，在打压中成长的，在咒骂声中成长的，一直非常艰辛。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回溯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的命运，指出问题症结所在，以便使他们获得一种发展的自觉。
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说，我希望能以这本书引起领导层的注意，反思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制定历程，对于今天有些人猛攻改革，猛攻私有化，领导干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我也希望能以这本书参与今天这场改革的争论。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使用“民营经济”，您当初舍弃“民营经济”而使用“私营经济”的考虑是什么？
马立诚：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曾向一些学者专家请教过如何来对私营经济命名的问题，当时也考虑到将“私营经济”作为书名是否会太扎眼。最后之所以决定使用“私营经济”而不是“民营经济”，主要是考虑到“民营经济”是过去在政治不确定年代使用的一种模糊战略。如今党和政府已经明确要发展私营经济，所以我们不能再“妾身未名”、偷偷摸摸，应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
此外“民营经济”的称谓过于含混、不严谨，产权的问题不明确，而“私营经济”中包含了私有这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但客观地说，“民营经济”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在意识形态争论比较激烈的年代，这一说法规避了风险。
记者：如果以改革开放28年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事实为参考，未来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马立诚：中国历史是在飞速变化的，私营经济从消灭对象到“附属和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20年，围绕私营经济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会大大减弱、淡化以致消失，另外，私营企业会有一个大发展。去年国务院的“非公经济36条”，虽然说现在很多没有落实，但私营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了。虽然说与改革开放初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际企业的横向相比，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记者：中共十五大提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又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2004年保护私产入宪，如今，各地又不断出现了“商人从政”现象，您对此作何评价？
马立诚：现在根据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中国70％以上的GDP、60％的税收和80％的出口，中共十六大提出混和所有制经济，这比“重要组成部分”又前进了一步，避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说在党的理论文件里面对私营经济的提升空间还是有的。
“商人从政”这是进步，它会促进执政党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时候，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纠正乃至于改善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境遇，提高私营经济所处地位。
另外，商人从政有利于更进一步促进中国自由经济的发展，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从事的；他们会代表一种利益集团，进行政治的博弈，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进一步的扩大民主。民主是一种利益博弈，能够容纳更多的利益集团、更多的利益诉求者的一种博弈机制。通过协调、妥协来扩大中国的政治参与。
记者：促使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政策不断修改、转变的动因是什么？
马立诚：“文革”结束后，人民要吃饭、要工作、要钱花，是政府面对的最大问题。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在人民的求生欲望的驱动下，冲破了政策对私营经济的牢笼。中国私营经济的诞生倒不是政府刻意计划的结果，不是说1962年就想到了1978年的改革，不是政治设计，是人民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冲破了铁律，同时政府原来的路也走不下去了，两股力量合了起来。应该说，基本的力量是来自于人民，而不是来自于高层。那么它果然是有成果的，吃饭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第一年、第二年就变了。我觉得是人民的主动性催促着改革，而所取得成果让政府尝到了甜头。所以现在有人说对私营经济的政策要退回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记者：对于2004年下半年以来的改革争论，您如何评价？
马立诚：在今天，发生对改革的质疑是正常的现象，早晚都会发生。在这场反思改革的争论中，一些反对改革、质疑改革的言论是“在共和国历史上危害甚重，尚有遗存的‘左’的思想的回光返照，比如说有人说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企图回到过去。这些意识形态的言论和老百姓中的一些议论呼应了。可以说，当下这场改革的争论非常复杂，既有人想打出‘左’的主张，也有利益纠葛的羁绊，还有老百姓实际困顿导致的骂声，这是改革遇到的三个问题。
记者：看完您的这部著作，我的感觉是，整本书的写作，上卷非常见功底，下卷有些部分则稍显粗糙，在资料收集和文字推敲方面似乎不如上卷。若干年后来看，这会不会导致一些历史偏差？
马立诚：对于1950年到1956年这部分写作，我看了40本书，许多当时党的理论家的著作，我都借出来看，对那一段史实下了很大功夫。
由于我本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私营经济研究，而这本书涉及面甚广，所以在资料搜集方面，有些资料没有能力搜集进来；另外在采访调查方面也有诸多限制，比如当下实际存在的大量事实，在文件中就是不提，所以下卷的某些部分稍显仓促，我也有志于继续搜集资料，有精力再重新做一下研究，完满丰富它。（《大突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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