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扩张，既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来自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激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竞争白热化所构成的压力

　　从经济环境来看

　　财政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公共财政是提供国民待遇的财政，是提供均等服务机会的财政，而税收收入是对提供均等服务、均等致富机会的公共财政的直接补偿。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而信息时代的到来，致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有了更宽的比较范围，国内不发达地区不但可以和发达地区比较，而且还可以和国外发达国家比，特别是和高福利的国家挪威、芬兰比，纳税人对政府支出的“非理性要求”前所未有的巨大，要求远远大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支出的需求增加的规模。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信息化发展背景下的财政支出环境。

　　宏观调控与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使中央财政支出压力骤然增大。2004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过热，不是私营企业的投资过热，而是地方政府担保的金融资产的投资过热。地市级政府领导人为了政绩的需要进行的“经济竞争”，都采用以下这种融资模式：把任内直接投资或担保项目贷款偿还期延迟到任外，而这些资金是政府通过借款、提供政府担保形式筹集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和潜在负债越积越大，财政支付的潜在风险非常大。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政府发行公债的效应等同于向纳税人征税。当前的经济竞争相当于政府提前将纳税人未来的税收收入入库。在非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现行的财政风险和未来的财政风险能否化解最终还是要依靠财政支出。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导致的债务危机是当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潜在的财政支出压力。

　　从社会环境来看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相互牵连、相互联系，使得社会问题的解决变得十分棘手和困难，常常是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必须以另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或者是多个问题一起解决才能治标治本。就“三农问题”而言，涉及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建设、农村金融的稳定、农业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提高、乡镇财政解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持等一系列既相互关联又错综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当前社会的社会转型速度加快，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会在较短时期内大量地产生，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政府，其职能和行政方式、行政手段需要不断转变，有许多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产生的新问题，是政府部门从未处理过的，如虚拟经济犯罪问题、电子商务税收流失问题、贫富差距导致的地区安全问题、人口流动与国民待遇问题。多年来的单一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转轨时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需要国家财政的扶持。

　　无论是优化支出结构、提高低收入者的经济来源，还是增加支出总量、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深化各项改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都需要政府财政的鼎立支持。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关于社会方面的问题，如文化危机、公共健康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涉及到财政工作如何提高社会效益支出比重的问题，涉及到公共财政如何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问题，涉及到财政如何协调好城市帮助农村、工业反哺农村的财政转移工作；涉及到加大财政投入缓解环境污染问题，还涉及到财政如何建立合理的地方转移支付机制，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转换“建设性”主导的财政支出结构、完善政府治理、构建“服务型”政府、实现“建设性”和“协调性”的双主体财政支出结构是我国政府的迫切要求，即要求财政支出在“建设性”支出资金规模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协调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资金。

　　从国际政治环境来看

　　国际投资环境的激烈竞争。随着“华盛顿共识”的逐渐破产，“北京共识”（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经验，西方学者总结中国模式的简称）近年来持续升温，“北京共识”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同。非洲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纷纷开始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学习中国的经验。我国周边的越南、印度，他们开始模仿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模式，都抓紧时间进行经济改革，都通过打劳动力成本优势这张牌吸引国际投资。这对于我国在保证经济增长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造成了外在的压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的经济事务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走出去”的战略有力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为解决经济纠纷，保护我国国民的经济利益，政府必须增加公共财政管理经济事务的职责，必须跨出国内的范围保证公民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近年来，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开始侧重于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外交政策。政府公共财政对外经济管理事务职责的增加，要求提高涉外经济管理的财政支出规模。（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