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城乡出现巨大差距，城市享受着现代经济的相对高效率，农村则在传统经济的低效率中忍受贫困。对于这种现象，最不能忍受的是天生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所以，从十九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出现过文人发起的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辈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从事这方面的努力。今天，也有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着这样的工作，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就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建设活动人士。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我的钦敬之情真的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我自己也出身农家，家人迄今仍多在农村，所以所有热心帮助农民的人都让我感动。我也打心眼里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持续下去，让农民持久地得到好处，尤其是在他们因种种原因离开农村之后，新的社会、经济试验在农民手里也能够具有自我成长能力，并向周围扩展，让更多的农民脱离他们也不乐意的状态。而最后这一点期望，也让我不得不对何慧丽乃至对文人所发起的几乎所有乡村建设运动，保持一种批评态度。这看起来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但我仍然希望表达自己的意见。

　　容我坦率地说，几乎所有乡村建设努力，都带有一种城市价值优越感。包括何慧丽教授在内，这些乡村建设活动者来自现代城市，乡村是他们的一个对象。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时候，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他们预设了农民“愚昧”、农村落后的文化与政治判断。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不知道该怎样摆脱贫困，也不知道如何塑造道德观念，甚至不知道如何安排私人生活，需要知识分子来指导他们、教育他们，安排他们的生产与生活。

　　乡村建设活动者是充满同情心的人，但他们的努力却都预设了一种他们或许不愿正视的权力关系：农民必须被动地接受来自城市的价值、知识、规则。举例来说吧。何慧丽从事各种努力的一个基本依据是她的一个道德与政治判断：组织农民不能只靠农民。为了组织农民，她搜寻了四种人，大学生、知识分子，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城里的志愿者，以及农民精英。可见，在她那里，组织农民的人主要不是农民，而是城里人。何慧丽之所以让这些城里人来组织农民，是因为她相信，农民自己组织不了自己。如果没有城里人的现代知识与组织技术，农民就永远是一盘散沙。她之所以要替农民卖大米，也是因为她相信，农民不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市场中生存，如果没有城里人的帮助，就将永远陷于贫困状态。当然，何教授找的也都是城里的“好人”，有责任感的人，他们具有为农民牺牲自己的道德勇气，可以花时间志愿或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帮助农民，也可以按照高出市场价格一大截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大米。

　　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来自城里的这些农民的组织者，又是由“我”组织来。何慧丽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大学副教授，拥有城市的现代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兰考县的挂职副县长，因而也拥有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渊源也是城市。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幅城里人无私参与乡村建设的感人图景中，农民在哪儿呢？农民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不得不直话直说，农民基本上成为群众演员，甚至成为需要组织、教育的对象。何教授不相信市场，而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不相信农民，农民必须依靠来自外部的慈善性质的帮助。问题是，基于这种预设的帮助，对农民究竟是祸是福？某一天，何教授们因为某种原因离开兰考，那些今天在知识分子道德感召下得到了某些福利改善的农民，还能够继续有所改进吗？

　　今日乡村社会的困境，其实正是城市主导的经济、政治结构造成的，城市为了实现强制性现代化，人为地建立了一种绝对地不利于农民的制度框架。这套制度框架的哲学基础则是启蒙主义。即便在这套体制把乡村变成了城市的一种麻烦，具有同情心的城里人在帮助乡村的时候，也仍然无法摆脱城市对乡村的知识、道德、制度优越感。他们通常无视乡土社会的内部规则，无视农民的知识与智慧，以一种无可救药的家长主义心态，代替农民作出选择。

　　城里人如果真的同情农民，那就最好扪心自问：你是否把农民看成跟你具有同样的独立意志、跟你具有同样的自由精神、跟你一样生活在有效的道德与文化制度中、跟你平等的公民？如果你把农民当成平等的公民，那么，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角色最多只是辅助性的，越俎代庖，不过是歧视的一种高级形态而已。

　　(作者系著名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