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知识为人类所共有”。但他一定没有想到，200年后的今天，知识不但成为明码标价的产权，而且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一种武器。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一股由天然担忧、意识形态偏见及“中国威胁论”交织而成的，在知识技术上压制中国的做法，已经成为一堵阻碍中国国力再上台阶的厚墙。

不止一家西方媒体提出，西方只有在创新方面继续领先才能有效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专家同样认为，突破西方技术压制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主创新，能否创新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禁运清单一个接一个

　　5月12日，美国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越南签了一项合同，计划为越南建造一颗卫星。这件事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如果知道美国自2000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向中国出售过卫星，甚至连上世纪90年代已经签约卖给中国的两颗卫星至今还卡在美国国务院的审批程序上，就可以了解两国所受的待遇是多么不同。而美国不卖给中国卫星的理由就是，怕中国“窃取”它的卫星技术。结果，一度红红火火的中国商业卫星发射事业，在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卫星后陷于困境。直到2005年，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一颗外国卫星也没有发射，欧洲和日本则借机抢占中国退出后留下的市场。

　　欧盟对华技术限制已长达半个多世纪，先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后有“瓦森纳安排”。其中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禁运的特别清单上，曾经有500多种物资被纳入战略禁运的范围。

　　西方对中国出口限制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2003年，美国一些议员给国务卿鲍威尔写信，指控向中国出口的波音飞机上装有QRS11芯片，这种芯片可用于“导弹控制系统”，使得中美价值17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订单差点落空。2003年6月，法国政府就是否向中国出售分辨率为1米以下侦察卫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中国购买这种卫星“将对盟国构成威胁”为由，否定了这项出口。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法国向台湾出售了分辨率为2.5米的侦察卫星“华卫2号”。而当空中客车计划在中国建立一所创新与发展中心时，欧洲航空业一些人士也非常担心，说“中国也许会通过这条途径剽窃飞机制造的部分技术”，从而对空中客车构成竞争。日本警方最近则以未经批准向中国出口了可以用于军事方面的无人驾驶直升机为由，查抄了雅马哈公司，并勒令有关部门停业整顿。

　　近年来，西方对华出口限制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早先他们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限制主要针对的是军事技术和产品，富有冷战色彩。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对华出口限制出现了军事与高科技并重的变化，西方国家更多地从国家竞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出口，通过种种管制手段来确保国家实力的领先。这同时也符合西方企业的要求，因为只有保持技术领先，它们才能从中国赚取更多的利润。在许多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受阻的案件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战略意图在作怪。西方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企业通过并购企业，进而获取它们的技术。

　　总是怀疑中国“剽窃”

　　中国人正在被迫面对一个不公平的现实：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特别是对华输出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吝啬”，另一方面，中国自主研发取得的一些进步，却往往被认为是“剽窃”所得。中国自行研制的“CM1海豚”磁悬浮列车还没有试运行，就被德国一些媒体和企业指责为“抄袭了德国磁悬浮技术”。《德国金融时报》描述说，中德磁悬浮列车的相似之处“令人惊讶”。对此，参与研制“CM1海豚”的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总工程师郑其辉反驳道，这“与德国技术毫无关联”，也没有使用德国的装配图纸，“一切都是中国的”。

　　类似的例子中国人还经历过很多，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就曾经指责中国奇瑞汽车有限公司的QQ车型是通用汽车在韩国的子公司通用大宇开发的雪佛兰·火花车型的翻版；加拿大媒体不久前热炒中国联通公司的“红草莓”技术剽窃了加拿大RIM公司的“黑莓”技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丹尼尔·乔甚至对媒体说，中国从电脑软件、电脑零部件、家用电器产品一直到小型核弹头都是仿造美国的！这类言论不值一驳，通用与奇瑞早已走出官司，握手言和；联通公司也断然否认了加拿大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寿康表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起步较早，积累了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历史，在许多领域都已“跑马圈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要想在研发方面取得突破、获得专利，确实面临较大的困难，只要中国在某个高科技项目上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就会遭到抄袭的指责，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对相关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一些我国原创的技术，其他国家往往也持有偏见，认为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研发能力，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误解。

　　中国的发展机遇不如日本

　　5月13日的美国《电子商务报》发表文章说，上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很多还是劣质品，到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了。而现在，这段历史很可能在中国身上重演。

　　事实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远远没有日本当时那么好。日本用50多亿美元直接买断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为其工业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比如，最早发明电视机、家用录像机以及液晶显示技术的并不是日本人，日本引进了这些基础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后，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才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家电王国。韩国的例子也很典型，它几乎是依赖美国、欧洲无偿“馈赠”的技术才逐渐摸索出自己的路的。这些扶持背后折射的意识形态因素中国不可能具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说，跟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引进西方技术还面临着被迫接受西方规则的障碍。知识产权问题最早是19世纪在欧洲被提出来的，而发展中国家参加世界贸易体系都比较晚，过去没有参与世界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因此现在只能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行事。而西方建立的体系有很多不合理成分，比如把一些并不含有创新内容的“发现”当作“发明”来处理，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昂贵的代价获取这些东西。

　　发达国家还有一种压制其他国家创新能力的方法就是推行标准。以民用飞机为例，几天前，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总公司的新舟60飞机通过了印度尼西亚的适航标准。据说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胡问鸣告诉记者，欧美制定的适航标准是以自己的强势来对别人的弱势。中国的飞机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设计的思想和欧美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被纳入它的标准，就要多花数亿乃至十数亿、数十亿美元，这样一来，中国民用飞机的性价比优势也就被抵消了。所以，中国在努力向很多目标市场国家推荐中国自己的民用飞机适航标准，虽然不容易，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创新已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面对堪称严峻的技术引进局面，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自主创新了。虽然西方习惯于夸大中国的科技实力，但实际上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最直观的表现是中国商品普遍附加值小，劳动力普遍价格低廉。用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话说，我们生产出12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喷气式客机。据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介绍，意大利企业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可以把一张牛皮做成7双皮鞋，而中国厂家最多只能做出2双。去年评选出的世界100个知名品牌中，没有一个是中国牌子。可以肯定地说，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有人形象地比喻，日本人每引进100美元的技术，会用200美元来进行学习、消化和创新，并用创新出的专利技术赚回300美元。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经济虽然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低迷之中，但日本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投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增加。这些年来，日本科研经费年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5%。相比之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考虑。周世俭强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外出口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局面，从上至下痛下决心，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纽约时报》就曾刊文指出，中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得美国企业家很难拒绝中国政府向他们提出的有关转让最新技术或采用中国技术标准的要求。

　　西方国家在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和封锁并非是不可打破的，创新正是这样一件利器。有这样一个例子：西方曾经严禁向中国出口某电子元件，中国一所大学的研究所于是专攻这个项目，刚在实验室里研制成功，还远没有进入工业化生产，西方的公司马上就答应卖给中国这种元件了，价格还相当便宜。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