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都预测今年的CPI在2%左右,而2月份的CPI落到1%以下,更令人坚定了其预测的可信性。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今年CPI在2%左右,那么今年人民币利率不需要有任何调整动作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人民币的利率水平应该保持现有的低水平上。
但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当国际市场波动不已、各国的利率都在随着经济成长而上升时,人民币利率能够独善其身吗?从2004年6月以来,美元经过14次加息,利率已上升到4.5%,而且根据最近不少分析师的预测,美元利率最高可能上升到5.5%。如果与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1.8%(税后)相比,利差有3.7%。尽管扩大利差对减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后果或经济风险会加大。因为低利率政策必然会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从而让大量的资金流向股市和楼市。如果这样,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之路也就不远了。
可以说,如果利率一直处于这种极低状态,要想缓解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飚升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今年1~2月国内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得到证实。从最近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2006年2月国内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1491亿元,同比增长532亿元,而1月份新增的人民币贷款5658亿元。有人预测,按照这样速度,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会突破1万亿元。这种突击放款导致的贷款猛增,尽管与现行国内银行经营策略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与利率过低银行流动性泛滥有关。如果决策当局看不到一点,新一轮投资过热又会东山再起。
同时,利率过低也把中国经济引向通货紧缩之路。利率过低不仅会导致整个经济投资过热,一些行业产能不断过剩(尽管笔者不太同意用“产能过剩”这个概念)。目前有人试图用什么方式来消除已存在的产能过剩,如果这样做,肯定会陷入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
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内利率过低是央行对利率管制之结果。对于这种利率管制,央行可能会认为,现在利率基本上放开了,央行能管制的利率很少,如贷款利率就只管住下限。那为什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市场程度仍然很低?一则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十分有限,二则在目前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下,要达到现代商业银行市场化的程度仍然差距很大。目前国内银行的利率基本上还是管制下的利率。
央行对利率管制的核心是对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央行对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表面上有市场化的意味,实际上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把社会广大民众之财富转移给银行和靠近银行权力的企业。近几年来,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早就上升到12%左右,而且其他投资渠道的收益率也会高于民众银行存款利率好几倍。但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国内金融市场主导,使得民众投资渠道十分狭小;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民众的钱被迫进入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
在国内银行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国内银行利率要市场化、要国际化的说法,国际市场利率下降,国内银行的利率也连续下降,而且在下降过程中,极力地拉大存贷款利差,以便为国有银行谋利创造制度条件。但是,当国际市场利率上升,主管部门又因国情特殊视而不见。可以说,目前这种以极低利率的方式管制银行利率,不仅在于转移民众财富制度化,还是造成国内财富分配不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国内民众消费不足的重要的原因。
总之,国内以管制的方式把利率压制在极低的水平上,这样做表面上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企业成长,但是实际上是把一些风险与危机潜伏了下来。这样做无论是对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公平性来说,都是一种严重损害。它既严重扭曲了资金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对此,希望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警觉。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产能过剩 银行买单?
2006年初,产能过剩已成为经济运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大趋势下,除了通过扩大内需积极消耗过剩产能、促进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等措施外,从金融角度进行反思也十分必要。
在整个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依然占据主导性地位。因此,自然会有这样的担忧:前几年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投放的大量信贷,在经济增速减缓的时候,是否会成为新的不良资产包袱?这一次产能过剩是否就与银行不良资产擦身而过?
观察我国银行体系中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及其分布,可以发现,外部体制性因素(如国有企业破产等)的影响程度在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与其说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还不如说承担了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从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的历史波动轨迹看,通常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经济景气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2003年中国的银行体系投放了2.99万亿元的信贷资金,2004年和2005年信贷增速虽然有所减缓,但是依然保持在2万多亿元、三年8万亿元左右的信贷投放,即使仅仅是1%的银行信贷成为不良资产,也依然是相当大。
因此,产能过剩是否会导致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上升,这需要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例如银行对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放的信贷资金是否在风险控制和风险定价方面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银行对于不同产业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否有了超前性的把握,以避免过多介入目前已经出现的过剩产业,特别是过剩产业中的劣势企业。
在对一些地区的银行分支机构调研时发现,有的银行尽管不良资产比率下降了,但是从五级贷款的分类分布看,第二级的贷款(关注类贷款)比重迅速上升,第二级和第三级的贷款虽然只有一个级别的差异,但是三级贷款就是不良贷款,就要统计到不良资产的口径中。这种特定的贷款分类结构,可能隐含着不良资产上升的潜在压力。
在整个社会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个别行业严重过剩可能产生的成本,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可能还会由银行来承担,这可能就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上升。尽管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减缓这种趋势,但可能还难以改变这种趋势。因为银行体系仍然是主要的融资渠道,对产业领域的信贷政策应该反映出银行在贷款定价上的能力,以合理的风险承受能力、信贷管理能力和资金定价能力来获得溢价。如果银行的这些基本风险管理素质缺失,就会恶化金融资本在产业领域配置的信号扭曲。总体来看,运用金融杠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的核心在于形成市场化的、更为灵活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更好地识别风险并对风险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进行定价,推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从而推动投资的健康增长。
从金融角度看,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是形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在投资决策上,只要投资项目的边际回报水平高于资金成本,就可能吸引资金流向这些领域。只有使利率水平真实地反映金融资本的价格才能使其得到合理配置,这一思路的前提则是资金定价即利率形成机制能够更加市场化和富有弹性,从而真实反映产业投资的需求以及一个经济周期波动范围内的风险波动状况。
改革投融资体制,放松对于垄断行业的管制,理顺价格关系,也是重要的内容。2006年产能大幅过剩的行业多是经济扩张时期利润率最高的行业,有不少行业存在严重管制和审批。在上述关键领域,因为管制等原因,价格的传导并不通畅,从上游到中游和下游的价格传导是否合理,这部分取决于上游与中游和下游的谈判能力,如果通过体制上的改进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机制,则上下游的供需平衡能得到有效改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巴曙松 (责任编辑:丁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