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国六条”终于出台，一些动听的说辞无法掩盖以下的事实，即去年的“国八条”事实上没有发挥应有的调控作用。

　　“国六条”强调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基于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并未发生改变，政策有延续性，即以行政与市场的手段来抑制开发商的暴利渴求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国六条”的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有关于普通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是对于地方政府的要求，第二条是税收、金融等政策的宏观调控措施，第四条是对于房地产商扭曲市场信息的反控制，第六条与此呼应，要求政府部门加强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及时。

　　这些用意良好的政策意在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但可惜多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到扭曲，没有证据表明，将这些措施重复一遍就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

　　地方政府对于推出中低价房兴趣不高，开发商也是如此，税收与金融等各方面的措施难以落实，甚至购房者都不希望房价下降，这一切基于各部门与市场主体对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既然价格与需求可以人为操纵，那么，最理想的莫过于把价格操纵到最高，使所有入市者一起加入投机的狂欢盛宴。

　　在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遭到根本性扭曲的情况下，我们甚至怀疑，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部门在提税的政策时，到底是纯粹出于平衡市场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提升本部门的权益；金融调控举措及一些证券化举措到底是为了降低房价，还是转嫁可能的风险；我们也怀疑，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并非出于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的目的，而是为了使土地升值，而农村建设也有可能荒腔走板成为经营土地的手段。我们陷入了可怕的普遍怀疑之中。

　　这一怀疑使我们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与开发商打入口诛笔伐的境地，而忘记了以下基本事实。一些地方政府消极对待中央的调控政策，固然有寻租的一面，但是，地方政府在财政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邓聿文先生所引数据，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7.2%。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43%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68.4%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59.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面对本地的中小国企的改制成本、产业升级成本、以及筹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方面的经费等现实困难，地方政府纵然是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其实，那些税收优惠等政策也并非地方政府独创，而是为了推动发展房地产市场的部门政策。

　　由于对房地产投机者过于憎厌，人们相信市场有绝对公平，只不过是被地方的无数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而忽略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整体的投机性质。那些认为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人自诩为社会公平的卫士，也起了误导的作用。须知，如果一个市场中所有和尚都是歪嘴的，那一定是这个政策或者是市场的根基出了大问题。

　　一些学者支持的政策，比如政府减少土地供应量、提高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加区别地提高购房首付比例，都是抑制穷人消费的良方。既要使房地产成为社会的普遍保障品，又支持政府扼制穷人消费，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令人费解。

　　检验一个具体的政策的目标效率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重新检视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投机性购房者尤其是国外投机资金施以重税就曾沉重打压过大城市的房价，重新拣起来就是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