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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5月19日消息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对第二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刊登文章《北京第二代农民工调查：远离农村的城市过客》。文章说，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与他们父辈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这同时也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全文如下：
编者按：照理说，新闻最讲究由头，但本期关于第二代农民工生存故事的报道却没什么由头，因为关注农民工不需要理由。
在Google里输入“农民工”三个字，可以搜出500万个网页。农民工问题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20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这恰恰折射出更加令人深思和忧虑的问题。
如今，第一代农民工差不多已过“知天命”年龄，毫无疑问，他们的“天命”仍属于农村。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 与他们父辈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这同时也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中国经济时报》选择这几名“第二代民工”做报道对象纯粹是随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更具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在城市里奋斗、挣扎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求，注定会成为中国转型期历史中引人注目的篇章。
销售经理张小龙：在外拼搏只是为了孩子
■记者 杨婷
28岁的张小龙已是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这使他在北京的生活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压力和责任。
张小龙初中毕业后在甘肃老家务农，很早便结婚生子，生活的压力使他放弃了祖辈们一直生活的黄土地。2003年，揣着400元钱的张小龙到北京打工。
很幸运的是，张小龙到北京不到半个月便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栋写字楼里做保洁。张小龙外表清秀斯文，戴眼镜，个子不高，初到北京时，因为语言不通而显得沉默少语。他清秀的外表甚至让物业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担心能否适应保洁工作。
“我就说，要不先让我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我不要工资，如果不行再让我回去。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想抓住机会先有了工作再说。”张小龙说。
两天后，张小龙被录用了。
张小龙做了保洁工作后，每3个月工作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开始工作3个月后，张小龙被升为两星级员工（物业公司激励员工的一种等级设置），月工资由400多元提到500多元；又过了3个月，张小龙被提为三星级员工，工资再涨100元；再过3个月，张小龙被提升为代领班，月工资又涨了200元。
在别人眼里，张小龙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他自我感觉进步最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沟通交往能力大大提高，这为他工作变换提供了基础。
张小龙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写字楼里不同的公司做卫生，包括一些公共区域。保洁工作虽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张小龙工作特别认真仔细，与人相处简单，不谈论别人是非。他每天接触的是不同公司的不同人物，从前台接待员到老总他都能接触到，他的勤恳和诚实得到过很多公司员工的好评，也引起了一位老板的注意。工作中，张小龙和一位做齿科材料的公司老总赵先生渐渐熟识起来。赵总时常问起他的生活和工作，并常邀他一起打球。张小龙虽然学历不高，但为人善良，谈吐大方，举止得体，给赵总留下的印象颇好。
2004年2月14日，张小龙记得很清楚。那天，赵总问张小龙愿不愿意到他的公司工作，并介绍了公司情况，公司要搬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去，而且工作会很辛苦。
“我当时说，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当时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一个机会，又怕上当。我当时虽然只是做保洁，但做得还不错，会不会去了连做保洁也不如呢？但是又想到，这也许是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张小龙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3天后，张小龙同意加盟到赵总麾下。当他一个人坐车从北京市区到门头沟时，心里很不安。二月的北京树木还未复苏，沙尘却满天飞扬，门头沟像是一座刚刚发展的小城镇。
赵总的公司主要做齿科材料，张小龙加盟的时候，公司也只有四五个人。在刚刚开始的前两个月，业务还未开展，几个人无所事事。张小龙看到时间一点点过去，心情十分压抑。这时，其他的几个员工纷纷辞职，重新招的人不久也走了，只剩下张小龙一个人一直坚持着。
在这期间，张小龙一直看一些齿科资料，并帮助老板去税务、工商、电信等部门办理一些公司手续。在去办手续的途中，他看到有一些口腔门诊，便开始向这些门诊推销公司产品。他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一行业，看的资料也是半懂不懂，他便不停地请教一位从卫校毕业的员工，并结合自己对资料的研究，最后，终于把产品推销给门头沟的一口腔门诊。
这是公司的第一笔生意，赵总特别感动，因为没有人要求张小龙那样做，也没有任何人给他做过培训。赵总请他吃饭，问他：“你现在每个月收入和做保洁时差不多，而工作更难，其他员工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只是告诉他：‘我来之前，与你有过约定，说一定会好好地做，除非你说我不行，否则我不会离开。我遵守我的承诺，所以不离开。’”张小龙说。
此后，张小龙更加努力地去看一些资料，更为详细地了解产品的情况。后来，公司重新招聘的人比张小龙的学历都高。但2004年6月，张小龙再一次让赵总刮目相看。
当时，公司参加国际齿科医疗器械展。公司设了展台，并向参会者现场讲解和销售产品。参加展会的很多来自口腔医院或齿科用品加工厂，如对产品有兴趣，会购买一些产品回去试用。在展会上，张小龙共卖出一万多元的产品，而其他的员工一般只卖出几百元，最多的也才一两千元。
这一成绩让公司所有人都很吃惊。张小龙认为他只是笨鸟先飞，因为文凭低而产生危机感，促使他到处请教口腔医生，看更多的资料，吸收更多的信息。
公司的规模逐渐扩大起来，领导也尝试着把更多业务交给张小龙处理，并带着他参与谈判。
“赵总时常带着我出差拜访客户，我很认真地学，特别是谈判技巧及处事态度上，我学到很多，我需要别人的引导，我的基础太薄弱了。”张小龙说。
在来这家公司之前，张小龙没有接触过电脑，但对信息的需求，使他努力学习电脑，通过电脑他学到更多关于齿科方面的知识。
2005年年底，公司派张小龙带队到沈阳参加另一个医疗器械展。张小龙去之前做了详细的计划，他们提前一个星期到沈阳，这样不仅能顺利地以更低价格订下宾馆，而且还得以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沈阳的大小口腔医院。张小龙在沈阳市地图上画了几片区域，分别和同事去跑，他们带着产品一家家医院去演示。
“有些医院比较好接触，他们能耐心地看我的解说和演示，不买不要紧，他们不懂的，我可以教他，因为我们同时出售的还有我们的技术。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诚恳，不瞒骗客户。当然，也有被别人赶出来的时候，有些人根本不听我说话，还骂人，骂得很凶。但是不要紧，他骂我，我第二天还是会去找他，去演示。第二天不行，第三天还去，一直这样下去。很多客户最后被打动都不是因为我们的产品，而是因为我们执著的精神。”张小龙说。
每天他们拜访完客户后，晚上回来一起讨论，总结经验以便第二天的拜访。
这次展会让公司获得了不少客户。现在，公司最主要的客户仍是张小龙那次沈阳之行开拓出来的。
“我一个初中生在公司能做到现在不容易，目前，公司员工多数都是大专、本科毕业。但是我做到两点：最大努力和最大诚实，我觉得一个是工作中最需要的，另一个是做人最需要的。”张小龙说。
张小龙渐渐在公司站稳了脚，成了业务经理，现在，他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开拓新客户。
这辈子就是为了孩子
张小龙的老婆是2002年到北京的，比张小龙还早。老婆一直在医院做特护。特护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二十四小时照顾病人，累了只能在椅子上眯一会儿，最好的情况就是在折叠床上休息几个小时。
张小龙的老婆也是个老实人，为人细心，由于她照顾一位老人十分仔细，老人出院后，便请她到家里做专职保姆。老人的孩子不在身边，和老伴住着一套大房子，家境殷实，但晚年比较寂寞，也需要人照顾。
为了让张小龙老婆安心留在北京，老人建议她把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接到北京来读书。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家乡的教育条件不好，而我们想让孩子多念点书，孩子是我们一生的希望。但是北京的借读费特别贵，以我们两人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我老婆为人很老实，老人对她这个保姆特别放心，这年头，想找一个放心又贴心的保姆不容易，所以，老人愿意帮我们把孩子接过来。”张小龙说。
于是，张小龙全家碰到了幸运的事：这家老人出了一万八千元的借读费，让张小龙把孩子接到北京来念书，孩子吃住都与母亲在一起。老人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孙子，吃穿都给她买好的，一家人还时常到公园散步玩乐，老人因此而享受了天伦之乐。
但是以后怎么办，张小龙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
“在北京，也许我一辈子也无法买得起房子。我和我老婆这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我要让孩子上大学，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们现在只有尽全力攒下每一分钱，希望以后能供得起孩子上学。老人虽然出了借读费，但以后呢？初中、高中怎么办？我的压力很大，除了努力工作，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张小龙说。
现在，张小龙的孩子每年的花费在五千元左右，这对于北京人来说，是一个学生很普通的花费，但是对张小龙家而言，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没有房子，生活便没有安定感。但是，现在安定感不是张小龙首先考虑的问题，如何存下钱来供孩子上学是他们两口子工作的最大动力。
对于未来，张小龙没有更具体的想法。但他说，“如果以后不能工作了，还是想回老家去，最起码在老家还有房子住。”
在张小龙心里，老家仍是自己的归宿，在外拼搏只是为了下一代。
客服主管陈静：我并不比北京人差
■记者 杨婷
记者和陈静约在一家茶社见面。
23岁的陈静（化名）外表很文静，但她一开口说话，就让人感觉到她的与外表不一致的性格，她语速快，表达能力很强，用词贴切，逻辑性好。她是一个要强、风风火火的湖北女孩。
有做事的野心
2001年8月，18岁的陈静读中专二年级，学校通过中介组织联系到不同的酒店，然后组织学生去实习，其实就是当服务生。这是陈静第一次来到北京，她被分到一家三星级宾馆做服务生，主要负责卫生等工作，每个月工资说是240元，但是扣除所欠学费后，陈静只能得到140元。
陈静家里本来比较富裕，父亲是村长，而且还开了一家棉花加工厂。家里三个孩子中，陈静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但是父亲最疼爱她，甚至是溺爱她，基本不让她做农活。从小学到初中，陈静都不太爱学习，但她父母从来不以成绩要求她。当时在农村上中专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而且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报考中专，争取到一个中专名额很不易，她父亲找了门路才为陈静弄到了名额。陈静的成长环境让她养成了独立、要强的性格，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她从来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
读中专时，陈静的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父亲的棉花加工厂被关，机器被迫卖掉，家里的经济一落千丈，以至于无法一下子交清陈静7000多元的学费。学校决定，陈静所欠的两千多元学费从她每个月的实习工资里扣除。
陈静深刻地记得自己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心情，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激动。她把钱全部存了起来。
当年年底，别的实习生都向家里要钱，一千两千地要，而陈静却把自己存下的500元钱寄给了家里。在一起实习的同学都特别吃惊，不知她是怎么能存下钱的。而且，一起到北京实习的其他同学通常都带了好几千元钱到北京来，而陈静所带的只有不到400元钱。
实习结束后，陈静离开了这家酒店，在北京另找工作。离开的时候，酒店经理反复做工作想让她留在那里，但她拒绝了。
“那里的生活没有欲望，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个服务生。其实我是很有野心的。”陈静说。
陈静和几个同班同学应聘到一家公寓里做客服。这家公寓刚刚建成，规模较大，陈静她们去了才发现，在公寓里的客服不过就是保洁，这让她们很失望。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一些同去的保洁员工就想辞职了，更让陈静觉得吃惊的是，当时的人际关系很复杂，新主管上任后，把大部分领班都换了，还开除了好些人。一时之间，人心涣散，员工之间拉帮结派，工作气氛很不好。
陈静很聪明，她想，要么就离开这里，如果想在这里立足，就得在混乱中保持中立。她默默地做自己应做的事情，做得很尽力。混乱终于得到了平静，公司解聘了客服部的主管，领班人选也重新确定。陈静这时被提为代领班，代领班有两人，另一个是年纪比她大、工作经验比她丰富的大姐。不到一个星期后，陈静被提为领班。这时她到这里只有半年多时间。
对此，陈静认为，她在适当的时候保持了合适的态度，并一直尽力工作，给经理留下了好印象。但她对领班工作一点经验也没有，她心里有点慌，表面上却又神情若定。
保洁部的同事对这位新领班并不服，原因是陈静的年纪比她们都小，经验也没她们丰富，表现也不特别抢眼。她们对陈静有抵触情绪，工作并不认真。陈静一面将责任细分到人，加强管理，一面自己拼命补救——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她自己去干。
“当时还有我两个同班同学也在我手下，我指挥不了别人，但可以要求她们来干，毕竟是同学。但是她们心里本就不平衡，这样一来，更不乐意了。最后她们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辛苦，自己全栋楼跑上跑下，别人的活没干好，得去补救。因为如果让领导看到了，他们只会认为我的工作没做到，管理不力。我当时对自己说，怎么着也要做出名堂来，不信自己管不好员工。”陈静说。
保洁部有很多男同事，他们更不服陈静，甚至时常找麻烦。做外围保洁的是一个老员工，四十多岁的北京人，工作很卖力，因为他是下岗工人，对这份工作看得很重。
“但是因为是北京人，年纪又大，有点倚老卖老。公司比较民主，任何员工都可以找经理反映情况。于是，这位员工时常告主管和领班的状，当然包括告我的状。”陈静说。陈静当了领班后，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工作流程，并作出适当的改动，遭到这位老员工的反对，原因是陈静破坏了他的工作习惯，并扬言要辞职，同时找领导反映陈静工作问题。
这位老员工的工作做得不错，而且外围保洁人员一直比较难找，弄得陈静一时很难办，她找这位老员工做了一次谈判。她向他解释了工作流程变动的理由，并分析了如果这位老员工离职将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不好的改变，还暗示他，现在公司正在招聘员工，即便他离职也不会出现岗位空缺。终于，老员工改变了他的工作习惯和对陈静的态度。
陈静在工作中虽然不怎么爱说话，但是雷厉风行。在做决定之前她会思考和询问同事的意见，一旦作出决定就很难改变，处事为人很果断。
“我很严厉，对工作要求很高，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懂表扬人。其实，激励员工就是当他取得一点成绩时就立刻表扬、肯定他，员工会因此而自信，会更有工作激情，同时也能搞好关系。管理是一门大学问，越是往上走，越觉得管理深奥，但非常有意思。”陈静说。
当领班之前，陈静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当了领班后，陈静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她想往更高的地方走。
“在这里能看到希望，因为和我很好的一位主管被提为经理了。这就说明，只要有实力还是有希望的，一个普通的保洁工也可能做经理。”陈静说。
自从上一任主管离职后，客服部的主管位置一直空缺，公司领导准备提一位主管上来，陈静很快被提为主管。在她被提为主管之前有人反对，理由是陈静很年轻、学历较低，其他部门的主管大多是大专毕业，工作经验丰富。但公司人事部及其他部门经理认为，陈静的管理能力可以克服其年纪轻和学历低的弱势。
“我思考了很久，我这个农村的孩子走到现在很不容易，怎么更好地走下去？我需要怎么做？”当了主管的陈静分析了自己的弱势及优势，她感到最大的弱势在于她的学历低及管理经验不足，而优势是她积极学习的态度及处事风格和要强的性格。
她买了大量的管理书籍来看，并向一位经理（是她的好朋友）请教。
公司实行权力下放，主管对自己所管领域，包括人事都有决定权。虽然如此，陈静在处理较大的事情之前，都会和很多领导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多方面思考。也有同事对她的决定不满，并反映到领导那里，但是陈静却并不担心。“我做出决定前，已经经过领导的同意，那些反对我的员工，实际上是在反对经理或老总，你想结果会怎样？”陈静说。
为了弥补学历低的劣势，陈静报考了贸易会计专业的大专自考。为什么报会计专业而不报管理呢？
“我们现在的工作中时常出现成本报表，还会遇到如何节约成本及有效利用资金问题，我学会计能用得着。这还是小的方面，另外，会计是每个企业都必不可少、非常重要的职位或人才，我只要一直学下去，以后对我的帮助肯定很大。说到学管理，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学历基础，即使去学管理也没什么特别大的用处，除非是我拿到了本科再去学ＭＢＡ，这也是我的想法。现在我所需要的管理知识，更直接的是实际工作中学到的，这比我现在去读管理专业更有用。但我一定会继续往下读，学历与前途是息息相关的。”陈静说。
眼下，陈静的大专已快读完了。读完大专她想再读一个本科，然后再读ＭＢＡ。陈静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目标越来越高，由此，生活也越来越美好。她说，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野心。
忘不了自己是农村孩子
自从工作以后，陈静就再也没向家里要过钱，自己读书所用的钱全是自己存下来的。不但如此，她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在北京工作近6年时间，寄给家里的钱不下5万元。虽然当主管后的陈静每月工资近4000元，但她当普通员工时的月工资只有600元，当领班时的工资也才1000元左右，能寄给家里这些钱已非常不易。
“我自己现在一点钱都没存下来，什么买房子啊，在北京怎么生活啊，都是一个梦，未知的梦。我除了读书的钱，其余的钱几乎都寄给家里了。在外打工，更加感受到父母对我的宠爱，我不想让他们那么辛苦，寄点钱回去也是一种回报吧。”陈静说。
陈静的父母现在在农村务农，几乎所有的农业成本都是陈静出，收入归父母。而扶持两个弟弟也成了陈静的责任。大弟弟结婚，陈静不要家里出钱，自己拿出了15000元，风风光光地给弟弟办了婚礼；弟弟办养殖场，陈静又拿出15000元钱支持。
“没办法，我也算是出来了，总不能忘了自己的家还在农村，让父母兄弟过上好生活是自己的责任。这也许是我和城里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城里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在父母身边，吃穿不愁，我们农村出来的就不一样。”陈静说，“至于说回农村，也不是说不想回去，但回去做什么？我又不会种地，也不想当农民。回家办厂吧，没钱没经验，去家乡工厂上班吗？家乡根本没什么工厂、企业，而且，单位进人也太难。只有留在北京，以后想在北京成家，慢慢地就在这里生活。”
“我时常会自卑，因为自己是农村孩子。但是我在单位表现出的却是很要强的样子，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自卑。”陈静说。
最近，很多人时常给陈静介绍男朋友，但陈静有自己的想法。她没存下什么钱，漂泊的感觉使她希望能得到一个安稳的家庭，她希望她未来的丈夫最好是北京人，如果不是北京人，至少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北京立住脚。“长相无所谓，关键是人要有上进心。”
也有人给同是一个单位的另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介绍对象，陈静与她的条件差不多，就是因为那女孩是北京人，别人介绍过来的都是研究生、经理或是高级白领，而介绍给陈静的大多是一般的公司员工、大专生，最多是本科生。
“并不是要求学历有多高，如果是一个与我收入相近的人，只要他心眼好，有上进心，我也愿意。但是通过介绍过来的人条件一对比，会让我很难受，觉得在别人眼里，农村人终究低人一等。每次和别人见面，或者有人对我有意思，我总是很坦白地告诉他，我是农村的。我是农村的孩子，但并不比城市孩子差！如果对方连这点都看不到，我觉得便没有谈的必要。”陈静说。
有一次，有人介绍了个男朋友给陈静，是一个外地男孩，是通过苦读书留在北京工作的。双方见面后，两人的感觉都很好，但是最后男孩放弃了这段感情。
“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他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能留在北京不容易，他也希望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女孩安定下来，比如北京女孩。如果我的身份不是农村的，结果肯定不会这样。我一点也不怪他，但这让我更自卑了。”陈静说。
陈静现在没有能力买房子，但她相信，只要努力，房子会有的。她要继续读书，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单位继续往上走。
陈静对未来充满期待。
肉贩黄斌文：选择在大城经商小城安家
■记者 黄胜利
5月15日下午近5点，北京海淀万树园社区服务中心，菜品区类的人慢慢多了起来，菜品区最东边角落的猪肉摊上，摊主黄斌文开始忙碌起来。
黄的老家在湖北省孝感市农村。
黄斌文见到摊位前过往的行人，便吆喝起来：“买肉吧，够新鲜。”他拿着割肉的尖刀，站在摊位旁，对摊位上的肉指点着，向手里已经拎着其他菜肴或空手的顾客不停地介绍着自己卖的猪肉。
黄还得按照顾客的要求，把肉、骨头切好或剁好，不一会，黄斌文脑门上就开始冒汗。
每天买卖的高峰，是上午8、9点钟和下午5点钟至7点钟的两个时段，黄斌文会忙一阵子。“上午是一些大妈、大叔过来买一天的吃食，下午的顾客上班族要多些。”
没有顾客的间隙，黄斌文对旁边卖日用电器的老乡说道，“你帮我挑个小风扇的叶子，家里风扇的叶子坏了。”
下午时分，黄斌文的父亲帮忙他看摊。快5点时，黄才从租住的房子里出来，到市场接替父亲。黄斌文每天都要睡个午觉，这已成习惯。
每天凌晨3点多钟，他都会开着自己的三轮摩托车，到需近半个小时车程的回龙观大钟寺大市场，按自己日销售量买进生猪肉。买完生猪肉，回到住处已是早上5点多了，回家后再躺一个小时。之后，黄斌文开着装满肉的三轮车去社区服务中心，等7点半社区服务中心的管理人员将大门打开，进去后，他会把大块肉分割成许多小快，随后一天的买卖便开始了。
城市里的买卖生涯
初中二年级，黄斌文开始厌学，随后辍学在家。
在家玩了一年后，1998年初，黄斌文跟随在北京打工的父亲进京，黄的父亲以前是名挖沙工人。黄斌文来京后，跟他的四叔在北京万泉河一个小集贸市场学卖肉。一个月后，黄同父亲在这个小集贸市场里租到一个小摊位，也卖起肉来，其母亲不久也来京帮忙。
黄斌文主要是打下手，父母亲负责买卖，“那时的生意好做，一斤肉都可赚两三元。”那时黄的年纪小，比较爱玩，也不怎么帮忙父母亲干活，经常出入网吧、录像厅，在录像厅一待就是一天。
一年多后，黄斌文和父亲所在的集贸市场，因城市规划而拆除。随后，又随其四叔在旁边一个集贸市场租得一肉摊。一年后，肉摊转手，父母转卖蔬菜，黄斌文在一家国际大型超市内的私人店铺当销售员。两个多月后，由于工作地点离他住处较远，老板嫌他每天上班时间太晚，而将其辞退。
2001年初，在上地树村一个集贸市场，黄斌文同父母亲又租到一摊位，继续卖猪肉，其舅舅和其他亲戚也在这个市场卖猪肉。在这个集贸市场，黄斌文和父母亲一直经营到2005年上半年。这期间，黄开始自己租了个摊位，独立做起买卖来。
“年轻人头脑活，动作麻利，善于招呼人”，生意比黄的父母亲要好，黄斌文的父亲向记者介绍黄当时的生意状况时如此评价。
对于自己几年的买卖生涯，黄斌文跟记者谈起了他的生意观。这几年来，黄斌文所在的市场，一直都以湖北孝感老乡为多，他的不少亲戚也在这里卖肉。“这样做起生意来就顺利多了，大家彼此有个照应，但关键还是靠自己。”
黄介绍说，像卖肉这种买卖，生意能做大做好，主要靠供应一些饭馆或食堂，而不是靠市场零星的散户。而这得靠生意人的个人公关能力，时间做久了也能做好买卖，因为这样一来，会形成固定的客源。
对于市场的零售，也得有许多讲究。首先，台面上的肉要漂亮，色泽要好，摊位上方两个罩着红灯罩的日光灯，是不能关的，这样能增加肉的色泽，让顾客看着舒服，感觉新鲜。
大块肉的分割也要有技术，肉分割的块型得漂亮好看，这能一下就吸引顾客，在卖家的东西都没什么区别的情况下，顾客的第一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吆喝也要注意分寸，声音大小要恰到好处，服务的态度那就更得注意了。
随着近几年来北京城区大规模的规划改建，黄斌文所在的集贸市场也撤迁了几次。每换一个新地方，原来一些老顾客就会流失，得重新经营信誉度。
而这几年来，大型超市的建立，卖肉者的增多，都让黄斌文感到生意难做，利润微薄。
成家了但家不在北京
今年春节期间，在农村老家，黄斌文与谈了近两年恋爱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两人的结合是媒人介绍的成果。在女方家长的要求下，结婚前黄斌文在孝感市区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现在还欠一万多块钱的账，房子还没装修，“等有钱时再弄”。
黄斌文有个哥哥，和其嫂子一直在深圳工厂里打工，农村老家没有什么人，偌大的房子空着，“房子有人要就卖掉，谁还回去住呢”。家里7亩多地也是亲戚在种，黄说他自己是不会去种，今后倒可以请人种地收割，自己收其利润。
黄斌文所在的村，像他大小的年轻人，打工赚点钱小有积蓄的都去县城或镇里买了房，没攒到什么钱的才会在村里落户盖房子，现在的村子，平时已经很少见到年轻人了。
一个多月前，黄斌文的父亲告诉记者，生意差，赚不到什么钱，三个人照看一个摊位，太浪费人力了，自己只好在外面做点零工。他还说自己摊位上缺一个招牌，很多本地顾客挑剔，认为摊位没有招牌，肉的质量难以保证。这让黄斌文最终决定，花了近70元，做了一块招牌。
黄斌文的妻子，对于在北京的经商生活还不适应，她告诉记者，生活圈子太小，除了住处就是肉摊，哪也去不了。
然而，随着买卖的逐渐好转，黄斌文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比较满足。每天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但也很单一，除了做买卖，晚上回到家里，也基本上不到外面去玩，看看电视睡觉。
他告诉记者，目前的生意就这么做着，也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头，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但最终回去是必然的。
制衣工程倩：与乡村渐行渐远的城市过客？
■记者 徐谷明
程倩2002年从中专毕业后不得不外出打工，现在她已经在浙江省义乌市工作了四年。
望着公司出货账单和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程倩说自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从农业技校毕业，程倩已听说中专已没有工作分配了，在多次送礼、托关系找工作失败的现实中，程年迈的父亲把一张28元的车票送给了她。
“出来好几年了，经常会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很多地方很‘欺生’。”程倩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几年工作下来，她也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想回到农村，但是对城市的疏离感一直伴随着她。
一波三折找工作
因为在技校学的是农业技术，这个专业最初是程倩的父亲帮她选的，原本打算毕业后，可以回家帮忙。“至少家里搞养殖，种棉花也有个能够懂技术的人，这样就不要每次坐车进城找农技人员那么劳累了。”程倩略带微笑地告诉记者，当时考到技校，家里是寄予厚望的，在村里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
经过三年的技校学习，程倩虽然拿到了好几项“学习标兵”、“优秀干部”和“优秀毕业生”等奖励，但是这些没有给程倩留下什么工作的机会。
“看到村子里许多同龄人都在浙江和广东打工，每年也能挣个五、六千的，当时，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家闲了半年，后来还是在浙江打工的表弟劝说下并帮助我找到工作的。”程倩说。
程倩从江西省鹰潭市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义乌，一下车，表弟就带着她到同村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说是大家先认识一下，以后也有个照应。那些同村的人很多都是在车间工作的，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初中毕业，但是他们都是有四、五年工龄的打工者。
义乌各种小商品加工厂最多，诸如饰品、玩具、工艺品和电器等都是供应全国各地的，但是，程倩在这个号称“只有转产的，没有破产的企业”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仍很艰辛。“所有工厂的招聘都是要求熟手，有经验的，工资也只有五六百。好点的工作，比如办公室搞行政，要会电脑，报关员要懂外语，出纳要会财务，我都干不了。”
“在制衣厂，每天都要加班，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赶活的时候还通宵达旦，有时干得慢了，耽误了流水作业，立即就会招来工头的一顿骂。”程倩说她开始还经常流泪，想回家，因为不会挨骂，也不用“加班”。
11月份的时候，制衣厂订单旺季过后，程倩第一次“失业”了，父亲知道后多次打电话希望她早点回家过年算了，但是她没有回去。
“工作才半年，就失业了，本来想提前回家过年的，后来想了想，回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还不如趁年前再挣点钱。”程倩已经习惯了几百人一起上班、吃饭和下班的生活。
程倩告诉记者她已经习惯了在城市的生活，想在义乌成家立业，“考个成人本科，拿几个职业证书，多挣点钱，结婚前有套房子。”程说，“现在我的工资已经有1500了，早就超过了我的那些农技站的同学的待遇，我现在两个月的工资比爸妈一年收入还多。”程倩回家的时候发现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都是在外打工的，而不再是原先那些搞养殖和种地的。
“技校学的东西从来就没有用过，每次回家，要是有人拉着我帮他解决一些农业技术问题时，这时候很尴尬。”为此，程倩只在过年时候才回家，即使“失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回家。
虽然已经多次“失业”，换了七、八个工作（仅玩具厂就换了四家）， 程倩还是厌倦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只有老人和小孩，找不到一个同龄人。
和城市隔着一堵墙
在浙江工作的四年中，没有周末，也没有国家规定的“黄金周”，为了找一份工作，程倩前后搬了七次家，这期间，因为厂里开不了工资，她才多次被迫“休假”。
“有时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过客，年轻的时候在这里打拼，累了、伤了以及小有成功的时候都没有人在意。”程倩说，现在还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稳定的交际圈，虽然身在城市中，却从来没有去过市广场。从去年开始她自修大学本科，几年的打工生涯也引发了她对一些问题的反思。
今年的五一长假，原本厂里准备为像程倩这样工作了两年的老员工组织一次外出旅游，但是，她同宿舍的几个工友来浙江还没有去过西湖，她们希望趁此机会去一趟杭州。“实际上，公司很少组织我们外出旅游，此外，还需要每个人掏150块钱才玩一天，大家合计着每人花上50块钱就可以自由的在杭州玩上两天。”程倩为此还很得意。
在程倩看来，加班到半夜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每天的工作、吃饭和睡觉的生活规律早就深入到她们生活的每个环节。
“没有时间外出，经常是穿一件灰色工作服半年不换，即使请半天假进城买了新衣服也没有时间穿，接触的人很少，除了同一条流水线的就很少有外面的人。”程倩告诉记者，很多女工常常偷偷地掉泪，小卖部的信纸总是脱销，因为只有不断的写信大家才觉得与外界有联系。
“很多刚来的十几岁的女孩，她们都是刚刚出校门的，没有经历过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好多人工作了一个月就不干了，因此厂里每个月都会有招聘新工人的告示。”和程倩同一车间的湖南籍打工妹刘晓红说。
因为交往的人比较少，接触的都是和她们一样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但是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几年后，程倩觉得她每次回家越来越陌生，往日的温馨，宁静和热闹的乡村变得寂静而没有生气。
程倩告诉记者她不久前还请假回了一趟家，不是为别的，是农村的父母捎信来让她回去“相亲”。因为这个事情，程倩和家里闹了几次矛盾，父母执意让她早点成家，也省去二老多年的心事。
“其实，像我这样24岁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车间还很多，平时大家也没有时间休息，婚姻大事要么拖着，要么过年的时候‘闪婚’，这些感情都是不可靠的，很容易破裂。”程倩在车间学历最高，经常有姐妹向她倾诉这类事情。
程倩对于谈婚论嫁的事情渐渐淡忘了，每次父母提出回家相亲之事，程倩就拿工作来推脱。直到父母去年领着邻村的一个同龄男孩找到了厂里，程倩才意识到父母为自己的事情一直操劳，随后，她第一次被父母亲领着去相亲了。
但是程倩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因为她觉得在城市工作了几年最终还是回到农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要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是很难的。”
程倩告诉记者她父母一直希望她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即使多次相亲她一直没有中意，但是父母还是隔三差五的打电话要她回家。
因为工作的原故，程倩没有多少时间交朋友，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中意的男朋友。“现在只要是家里打电话来，不用猜就是给我介绍对象的。”程倩略显无奈地说。
越来越陌生的故乡
去年过年的时候，程倩一直忙着到处喝喜酒，因为她的很多同学选择在正月办喜事。早春的南方还是寒气逼人，因为年前一直下雨，农村的小路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对于习惯了城市水泥路的程倩来说，走泥巴路是一件令她感到不悦的事情。
“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因为有同学的喜事，没有办法。”程倩老是叨念着这句话。
“农村，找个玩的地方都很难，到处都是空空的原野和寂静的村子。”程说。
村里人老远看见程倩这个中专生都会对她说，“文化人回来了”，“到我家坐坐”。
“越来越觉得农村陌生了，有时比我在城市还有更大的疏远感，现在很少串门了。”程倩春节很多时间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往年她总是串完了亲戚还要到同学家走走看看。
也许是习惯了逛街，购物和吃夜宵的城市生活，程倩没有像父母希望的那样在家呆着或等着相亲的人登门拜访，而是花上2块钱坐车叫上几个打工的姐妹上县城玩去了。
“现在只有每年几个人到城里读书或者到城里买房子的，大部分都是和我一样外出打工，每年很少回家。”程倩告诉记者，“在家种地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虽然外出不一定挣的比家里搞副业多，但是大家都认为只有外出打工才叫有出息。”
现在村里的很多小孩因为受到外出打工的影响，读到初二就有好多人辍学外出打工了，原先村里每年还会有几个人考上高中，这几年没有一个，他们都外出打工了。
电焊工小邝：离开或留下底牌并不在自己手中
■记者 庞皎明
5月15日，小邝显得有些亢奋。
在前一天晚上看过ＣＣＴＶ《对话》栏目后，他好像获得了某些启示，亢奋的状态保持到了第二天。
“他们的年龄和我一样，但他们都发财了。”小邝说，他是在网吧里看的电视，里边介绍了几位1980年代生人的创业故事。
小邝今年22岁，老家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农村。他很排斥记者所说的“民工第二代”或“第二代民工”，小邝解释说，他现在只是在广州市东莞区“捞世界”，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成为老板呢。
小邝的发财梦
在成为“第二代民工”之前，小邝一直都在想着怎样才能发财。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为这个“发财梦”而奔波。
“我当时是买彩票，要是中了头奖我就发了。”小邝说，几年前，彩票特别流行，他几乎每期都得买上十来块钱，“钱都是管父亲要的”。小邝的父亲在建筑工地给人打工，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材料，比如钢筋、水泥和板材等建筑材料。
小邝从来没有中过奖，他试图以买彩票发财的梦想也没有实现。还在2004年以前，他还没有正式打过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发财不停游荡”。“家里的农田并不多，再说农忙的时候也不缺帮手。”小邝说，自己所在的农村在行政区划上，已经是属于海口市了，只是他们的户口本还是农业户口而已。由于从村子到海口市区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经常往返于两地成了小邝的习惯。“也没有什么正事可做，找几个朋友喝喝‘老爸茶’，打打‘拖拉机’什么的。”邝说。
2004年，为了实现“发财梦”的小邝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海口市周边开三轮摩托车载客。在海口市用三轮车载客是不允许的，不论市在市区还是市区周边，被交警抓住是要没收车子的。“我们开三轮车的跟交警玩起了捉迷藏。”小邝介绍说，交警下班了他们就开始“上班”，每天除了各种开支一般都能赚到100块钱左右。
拉了一年的客，小邝改行了。他与朋友在海口市租了一间门面，干起了修理摩托车的行当——他成为了小股东。
小邝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修理培训，但长期跟摩托车打交道也意外收获了个“百病成医”的好处。白天修理摩托车，晚上到对面的网吧打“传奇”成了小邝主要的生活内容。
在那段日子里，小邝以摩托车修理行“小老板”身份自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当然，也几乎没有人去求证他是否属于“农业人口”的身份。
2005年，摩托车修理行关门，小邝不愿意说明其中的原因，“我为了交房租还向朋友借了1000块钱呢。”邝说。
“‘要发财，到深圳’，那是我朋友的想法。”小邝说，他决定离开海岛一段时间。2005年初，他过海来到了深圳，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小邝顺利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五金小工厂里当小工。“月薪800，包吃住。”邝觉得，这比他原来想象的差多了。干不到半年，他跑了出来，到东莞市找到了现在的活儿——在建筑工地里当电焊工，“以前修理摩托车的时候学过电焊”。
在城乡间若即若离
小邝的工作不轻松，几乎整天都得待在工地里。为此，能上网打“传奇”或浏览新闻成了他很难得的休闲。今年“五一”，小邝回到了家，并在网吧里好好玩了几天。
“家里也没什么好玩的。”小邝说，假期回来并没有找到太多老朋友，惟一的收获是获知自己所在的村子在为建设成为“文明生态村”而奋斗。“这跟现在所说的‘新农村’是一个意思。”经常上网浏览新闻的小邝消息并不闭塞，他向记者解释，海南农村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已经持续多年，主要目的是要农民发生态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让农民发财致富。
但在小邝看来，这些与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可不想当农民。”小邝说，活到现在，自己都没有下过几回地，因为处于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小邝村子里的青年仔对务农看得不是很重，作些倒卖反季节瓜菜或者外出寻找发财的机会，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要是找到好的机会，就发财了。”但小邝一直都没有碰到过他所说的好机会，所以现在也只能每月拿到1500块钱左右的工资。
小邝在家里待了两天，就回东莞的工地里了，原因是“老朋友都找不到，不知道干什么”。
底牌不在小邝手中
小邝对农村没有多大的眷恋，“如果没有父母和老朋友在那里，我也不会想它。”邝说。
对于城市，他十分向往，染成淡黄色的头发和左耳戴着耳钉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的。小邝很坦诚的说，自己的人生观还没有十分成熟，“只有天知道我以后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在工地打工的日子，小邝失去了以往的自由，他现在已经有点讨厌这样的生活。“但我已经是大人了，不能老管家里要钱，我没有钱寄回去就已经说不过去了。”
对于记者所说的“民工二代”，他极力排斥。小邝认为，父母是农民以前就曾被一些人瞧不起，“凭什么我的农民户口身份也将我划入‘民工二代’？大学生打工叫工作，我打工就是农民工？”小邝似乎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说不定他们过得比我还惨呢。”虽然，小邝对“民工二代”这个标签很反感，但他对农民工却不反感；“要是在网上看到有人污蔑农民工，我也要留言骂一骂。”
小邝一直想融入城市的生活，但现在还没有实现，至少他心里是这么想的。“要想在城市居住，得有房子吧，得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吧。”小邝说，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城里人。
小邝的未来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现在还那么年轻，请不要问我那么长远的问题。”小邝说，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没有转机呢，“如果我哪一天发了财，看人们还认不认为我是农民工。”
对于要留在城市生活还是最终会回到农村，小邝思考了良久才给出了答案。
“我还是选择城市，但如果在结婚之前我还没有赚到钱，说不定就回家结婚生子了。”小邝说，“留下或者离开，底牌并不在我手中。”
底牌在谁的手中？小邝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歧视，如果没有排斥，就算苦点累点我应该也能在城市站住脚，但谁知道呢？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我一辈子也都是农民的身份。”
底牌是什么？小邝认为主要是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如果政府不肯承认这一点，那决定我留在城市或者乡村的底牌就是运气了。”小邝哈哈大笑，“等我发了财，无论如何也要买一个非农业户口……”
快递员李浩：干快递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
■记者 徐谷明
“没有固定的住处，经常住地下室，吃饭也没有规律，每天骑十几个小时自行车。”李浩如此描述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李浩说他不想像父母那样，辛苦一辈子，还没有走出过大山。
每天几百封的快递，几百公里的行程和月底900块的工资让今年才20岁的李浩显得很平静。他干快递已经有两年了，打算攒到两万块钱就改行做小买卖。只有这样，李浩才会心安理得的回到河南老家。
干快递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
在北京市天通苑一幢老式宿舍楼里，李浩正摆弄着他的电脑，一边上网聊天一边从网上下载电影。虽说这是一台旧电脑，但对于来北京才两年的李浩和他同宿舍的老乡而言，这算是个大件。
在李浩的住处，除了电脑，还有一件东西很容易吸引眼球，那就是四辆六层新的自行车。“我们都是干快递的，每天就靠着它挣钱，这也挺好的，不用花钱买汽油还健身呢。”李浩指着他的自行车笑着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李浩外出闯荡有四个年头了，之前在江苏和浙江打了两年工，后经过同村的人介绍才来了北京。因为初中毕业，又没有什么技术，李浩来北京找工作时找了一个只要出力就可以的工作——快递。
现在他和几个同村的人在离海淀中关村的快递公司很远的天通苑合租一间房子， 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班，因为在北京买一辆摩托车跑快递费用太高了。
对于每天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车上驮着几十斤东西的快递员的生活，李浩似乎很感兴趣。“他干起活来像疯了似的，经常接一些远郊的活，有时赶不回来只能补上一张票坐公交车回来。”同宿舍的小刘笑着说，为此，李浩经常为带自行车为什么不可以坐车的问题和司机理论半天。
“这也挺好的，可以骑自行车游览北京好多景色，尤其是北京的胡同，现在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导游带你找一些保存比较好的胡同。”李浩乐滋滋的述说着自己在北京做“自由人”的收获。
骑自行车游遍北京一直的李浩的一个梦想，因为初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来自北京的自行车爱好者在他的家乡停留过，为此，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够骑自行车游遍北京城。
为了明天而在城市打拼
开始的时候，李浩对于快递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原以为只是把快件送达就可以了，然而，快递员的工作要求要远远高出一般人的想象。
工作两年了，李浩已经买了七辆自行车，几乎每四个月他都会准备再买一辆。
快递给李浩带来了不同于其他工作的体验，以前在工厂车间干过，都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接触的事物和人不多。老乡小刘介绍说，李浩刚来的时候对于如何敲门、和人交流以及言谈举止都比较拘谨，属于那种性格内向的人。
“现在我经常出入一些高级写字楼、宾馆和政府机构，胆子和口才比以前要强多了，还组织过一次老乡活动。”李浩说。
每天七点就要到在海淀中关村的公司，为了省钱，李浩每天要骑上一个多小时车子到公司报到，领到快件，转身就要骑车开始一天的工作。
李浩算了一下自己在北京每月的生活成本：房租100元，吃喝300元，零用100元，每月平均900元工资，要是按照天通苑到中关村最低车费来回10元计算，只能剩下不到100元的余钱。
“去年我往家汇了6000块钱，父母说替我先攒着，留着以后做大事用。”李浩说。
去年，在家的老父亲打电话让李浩回去帮家里一起承包鱼塘，但是李浩没有听从父亲的劝说，因为他觉得回家一年也最多撑死了赚一万块钱，还要全家三个人轮流打鱼草，守鱼塘和清塘泥，还不如先在北京打拼几年，等有了钱可以回家投资办个小厂什么的。
李浩没有回去，他选择留在北京，父亲的计划也就泡汤了，过年的时候，父亲还为这个事情和李浩吵架了，直到最近父子关系才好转。
“出来了，没有混出个人样来，回家都得低着头走路，趁自己还年轻多在城市里工作还是有好处的。”李浩一直想着衣锦还乡，或等自己厌倦了城市的时候才想着回到农村。
城市和农村都有些陌生
“虽然每天接触不同的人，但都是送完快件，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平时常联系的没有几个，每天见的就是几个同事。”李浩说。
做快递的一般都是外地来北京“讨生活”的年轻人，因为要不停的送快件，每天回到家李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热水泡个脚，然后开始做饭，有时实在是太晚了就会和几个老乡奢侈一把——几瓶啤酒、几个炒菜和一碟花生米。
李浩平时接触多的人都是周围和他经常见面的，有饭馆的老板，卖菜的大妈和小卖部的大叔，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和李浩一样来北京打工的，李浩至今还没有一个家住北京的朋友。
当记者问及是否想回到农村时，李浩表示暂时还没有考虑，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初中毕业的，一般都不会干农活，而且在家务农也是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过年同学聚会时，全班50多人没有一直留在农村的，要么在外打工，要么自己做个小买卖，再差点的就是做学徒学技术的。”李说。
锣鼓队长徐康：凤凰村进城打工第一人
■实习生 李鹏
出山西
1998年，初中毕业的徐康跟着县里的八音音乐会离开家去了深圳，成了一名威风锣鼓的鼓手。
2001年9月，徐康离家三年后第一次有了公开的消息，他从深圳给父亲寄来三千元钱。徐的故乡叫凤凰村，位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煤炭富产区，在1990年代，村子里的人除了农忙外，都在煤炭产业链上发家致富。
2001年，凤凰村村办煤矿煤炭资源枯竭，全面停产。
2003年5月，徐康开了辆牌照粤Ｂ的依维克商务车回到凤凰村，这成了村子里的头条新闻。“徐康发了”，他带走了自己的弟弟。徐康的父亲这样说。
2005年8月，徐康第二次回家。这一次他在家住了半个月，村里人很多人拿到了他的名片：深圳市三晋文化表演队负责人，知道他在深圳带着十几号人干，这次回来顺便还接了附近一个大型煤矿周年庆典的活。
闯深圳
徐康1998年来到深圳时，深圳的“威风锣鼓队”总共才有三支，这是深圳全部一百多家礼仪公司的演出队伍。通过礼仪公司，锣鼓队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在锣鼓队里，敲大鼓的徐康特别辛苦，“每个月包吃包住后，能赚八百块钱”。
2002年，锣鼓队的负责人让队里最年轻的徐康放下了锣鼓，“负责了一些管理事务，要组织大家排练、和礼仪公司联络，还负责开车。”徐康说那段时间更忙，有种“拼命”的感觉，但是比敲大鼓要“见世面”。
可是，没过多久，负责人因为家里发生变故，变卖家当回了老家，锣鼓队也解散了。“其他两家锣鼓队也不要人，我都不知道能干啥了。”但是，“还是觉得不能回家，面子放不下，再说，回去也没活干，村里的矿都停了。”
这时，深圳一家礼仪公司在找不到原来老板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徐康，并请徐康“救救急”。徐康在三天内找齐了十个人，赶着开张了自己的锣鼓队。
“自己干就是累，陪客户喝酒几次都差点喝死人。可是，在深圳，谁不是玩命干啊？”很快，徐康的锣鼓队就在深圳站住了脚，“深圳市三晋文化表演队”成了礼仪公司的固定合作伙伴。这里边的故事被徐康摇摇头一句话带了过去。
后来，徐康买了一辆二手的依维克商务车，开始拉着自己的队伍到深圳以外的地方接活，生意越来越红火。“在深圳，我介绍说这锣鼓队是山西响当当的威风锣鼓队，代表着三晋文化、黄河文化。回去山西，我就和他们说这是深圳最受欢迎的锣鼓队，绝对国际水平。”徐康笑着告诉记者。
据徐康说，目前，锣鼓队每场演出的价码是1500至2300元，主要依时间长短和演出内容而定；“五一”、“十一”等忙时每场演出则能收到3000元酬劳。每个月能保证五场演出，多的时候则有十场。除去队里工人的工资，徐康“去年一年能赚十万左右。”而队里工人的工资，徐康和工人们都没有透露。
家在哪里？
“凤凰村是不会回去了。回去干啥呀？农村啥也没有。我三、四十岁之前是不会回凤凰村的！”徐康说，走出来太不容易，也就不想再回去。
谈到家乡，徐康情绪一下子高起来：“山西人太老实了，一点不使坏，不敢出门，也出不了门，都窝在家里，指望着那点黑面面儿（指煤炭——编者注）。”
“看看我那些小学同学，靠着爸妈盖了房子，然后娶个媳妇，再养个孩子，一家几张嘴，现在愁死了！”徐康回村后没有找过小学同学，因为“都是那个样子，看一个知道一片，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从来不和我父母说我在外面的事情，也不让我弟弟说，省得他们问这问那的，还解释不清楚。”据徐康介绍，去年一年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二十万，购置的各种乐器、道具、服装等堆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仓库，这些东西曾经“深深震撼”了年初那几个过来投奔的村里人。
徐康的父母亲五十刚出头，一直住在凤凰村，一次也没有来过深圳。父亲以前修过手表，现在则没有再做什么，靠着徐康每个月寄些生活费支付日常开支，应酬亲友间的红白喜事。“他带着他弟弟在外面，咱也不管那么多，想回来就回来，他自己娶媳妇；不想回来就在外面，咱也不管。”徐康父亲的观点，村子里的人有人看来是“开明”，有人则认为这样的父亲“太狠心了”。
徐康的同辈人很多已经娶妻生子了，婚姻也成了徐康父亲一直关心的事情，“不知道咋办，他也不说，我也就没法管了，可还是会着急，怕完不成给他娶媳妇的任务，毕竟咱还是农村的。”徐康则说，自己还没有考虑这些事情，因为“大城市里谁二十来岁就结婚？”
但是，“将来谁也说不清，我说不清，你也说不清。走着看吧，总要让人活的”，徐康望着车窗外喃喃道。
销售员小宇：不干出一番事业决不回家
■记者 傅旭明
小宇，1985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农村。
2002年来北京打工，现为北京硅谷电脑城某公司销售人员。
5月15日早上，记者照事先约定给小宇打电话，听到他好像气喘吁吁的，说话也十分急促。他说，正在客户那边忙得不可开交，改约下午吧。可记者下午3点在北京市肖家河村社区居委会的院子外见到他时，他却是一副十分悠闲的样子，推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走来并和记者打招呼。不过，一坐下来开始聊，他就一个劲地打哈欠，并再三请记者原谅他上午没有能如约。他说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合过眼。
他告诉记者，早上他还在天津呢，接电话时他正在搬电脑。他的一个大客户在天津，原本厂家说昨天早上9点到货，他约了几个同事准备装系统，结果等到到中午12点货还没到，厂家来电话说，车在路上抛锚了。晚上11点货到了，他们把所有的电脑装好系统，已经是凌晨4点多。他干脆不睡了，早上6点就拉着货奔天津，中午12点才回来，所以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大睡一觉。
记者提出去他的住处看看，他坚持在“工友之家”的活动室里谈。“工友之家”原名“农友之家”，是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的活动场所。他说，主要原因现在正在搬家，而且还没搬好，自己是个好面子的人所以不想外人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样子。原来和父母一起住的房子快到期了，父母也在几天前就回了老家。他准备和别人合租房子，每月每人150元。
小宇的父母90年代初就来北京打工，母亲做保洁小时工，父亲替人拉货，开始等三轮，后来开货车。小宇觉得父母上了年纪，不应该再在城里吃苦，而自己的收入也还不错，所以极力劝说父母回老家，并答应投资让他们在老家做点小生意，保证他们的收入比在北京打工多。小宇感叹说，他这一代民工比父母一代要幸福的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程度的差别，父母因为读书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有时候父母也想帮一点他的忙，可是他们连电脑的型号字母都不认识，而他这一代因为有了九年义务教育，至少也能读到初中毕业。
小宇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到当地职业培训学校学了电脑维修，来北京后他开始只干维修，由于他的服务好，一些客户直接和他联系，所以后来也开始做销售。他透露说，电脑销售的提成很高，一般在15％－20％，从去年的情况看，每月平均可销售40台电脑。不过成本也不小，因为客户服务的成本也要自己出，比如说往外地送电脑的运费旅差费都要自己出。
当被问到是否想过和朋友合伙开公司，他说，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商量过，结果大家的条件差别太大，他觉得首先要为做一番事业，先考虑共同利益，再考虑各自的利益分配，而他们不是这样想，最后还是谈不拢，也就不了了之。所以他觉得眼下自己条件还不成熟，先这么干着挺好，如果自己做公司，一切都要自己操心也很累。
小宇是“工友之家”文化中心的志愿者，工作之余他经常帮中心组织活动，还到北京一些建筑工地发《社区快报》。这份报纸是协会专门为北京的外来打工者办的，很受打工者的欢迎。他说，他通过发报纸和建筑工地上的同龄人接触，才发现并不是所有同龄民工都像自己这么幸运，他们整年住在简陋的工棚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吃的饭菜他是吃不下去的，而且基本不让出工地，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许多建筑工地老板的态度特别恶劣，他去发报纸经常被赶出来。
小宇告诉记者他来城里后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饭量比以前小。他说，一种可能是现在已经长大了，而原来正处于发育期间，另一种可能是现在很少有体力活。他为此做过体检，身体状况良好，他坚持喝牛奶，以前在老家喝自己家养的奶牛的奶，现在喝超市买的奶。另一点是说话的声音变小了，原来在老家他的绰号是“大嗓门”，他分析自己的声音是为了和客户打交道慢慢变小的，因为说话声音小就会显得稳重可信。
小宇自从2002年来北京就没有回过家，今年年底他打算回去一次。原来他一直想如果不闯出一番事业决不回去的想法至今没有变，而这次主要是为了办新身份证。他现在有了一定的积蓄了，打算明后年实力再强一点自己开公司，在燕郊买一套房子，听说燕郊买房可以上当地户口，燕郊很快就划入北京市，那么自己户口就可以变成北京市户口，然后再把父母接过来，这样将来好照顾，毕竟他是独生子。
记者问，如果将来农村条件好起来他会不会回到农村。他回答，农村建得再好他也不会回去。他也听说过建设新农村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老家有什么动静，他觉得农村建得再好也是农村，在城里的见识是农村不可能比的。不过他强调自己不是忘本的人，他打算等他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回老家，因为他对家乡的风景很有感情，他的家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非常优美，而且有丰富的矿泉水资源，他想过将来回去投资兴建一个风景旅游区。
谈到爱情婚姻，记者问他有没有可能回去娶媳妇。小宇连连摇头说，绝对不可能。他的理由是，花钱太多。他说现在老家娶媳妇都喜欢大操大办，很麻烦，定亲彩礼就是一大笔开销，还要摆酒席，请乐队，租婚车这些钱最终是浪费掉了。他的老乡在北京娶的外地媳妇，几乎没花什么钱，两个人拿身份证就办登记，多好。小宇希望以后女友要和自己个头差不多，性格也要差不多。他透露现在有个网友女孩，是北京本地人，也经常见面，条件和自己的要求差不多，能不能发展成女友很难说。
采访结束，他送记者出来时正好遇见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搬东西，他连忙热情地赶过去，并匆忙和记者挥了挥手，就加入了搬运队伍。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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