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春天的这次会议被誉为是一次突破，因为基金组织的官员们将要对贸易不平衡这个引起全球动荡的主要因素进行新的“监控”。就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合法性而言，这一新的使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基金组织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呢？

　　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每天向其他国家的借款要超过20亿美元——尽管他们已经接受过关于良好管理原则以及财政责任的教育。因此，对于肩负着保证全球经济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存在着非常高的风险：如果其他国家对债务日益增多的美国失去信心，那么世界金融市场将出现巨大的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当然，基金组织的重点在于全球性不平衡而非双边贸易不平衡。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双边贸易的大额逆差可以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来弥补。中国也许想要中东的石油，但中东那些由少数人掌握巨大财富的国家，也许对古奇手袋更感兴趣而非中国大规模制造的商品。因此中国在与中东的贸易中呈现逆差，但与美国贸易则为顺差。但这种双边贸易平衡并不能体现中国对全球不平衡的总体影响。

　　美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角色的扩展而沾沾自喜，以为这样会给中国施压。但美国人的这种高兴是短视的。如果看看多边贸易不平衡的情况，美国比任何国家都要糟糕。2005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8050亿美元，而与欧洲、日本、中国贸易顺差的总额却只有3250亿美元。因此，对贸易不平衡的关注焦点应该落在全球主要的不平衡国家：亦即美国。

　　对贸易不平衡的评估——谁该受到谴责，应该怎么做——包涵着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贸易不平衡是一个结果，比如一个家庭对于要存多少钱，要花多少钱，都花在什么地方等决定的结果。这同时也是政府决策的结果：税收和支出（决定了政府收入与赤字）、投资法规、外汇政策等等。所有这些决策都是相互影响的。

　　比如，美国巨额农业补贴造成财政赤字，而后转化为更大的贸易赤字。但农业补贴却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影响。如果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评估，其农村状况将进一步恶化；但在国际自由贸易中，美国农业补贴转化为世界范围内农产品的低价，以及中国农产品的低价。美国对于富有的联合农场的慷慨大方，也许并无意伤害世界上的穷国，但这却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这使中国决策者陷入了两难的处境。对自己的农民进行补贴则要转移用于教育、健康和其他急需发展的项目上的资金。或者中国可以将汇率保持在比实际稍低一些的水平。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做到公平，那么是该批评美国的农业政策还是中国的汇率政策？

　　确定一个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是由于政策失误还是周围环境造成的自然结果，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一个国家的贸易赤字等于内部投资与其储蓄的差额，而发展中国家通常会被鼓励尽可能地储蓄。很明显，中国的人口已经超出了对这些警告的反应。更加强大的安全网络体系可以减少做未雨绸缪的储蓄的必要性，但这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的投资是高额的，但进一步投资增加了资金错误分配的风险，因此降低中国贸易不平衡也许并非易事。

　　而且，改变中国的汇率并不能改变美国多边贸易赤字的现状。美国人可以不买中国的纺织品而去孟加拉进口。很难看到中国汇率的改变能够明显影响美国的储蓄或者投资，进而解决国际不平衡的状况。

　　由于美国贸易赤字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性贸易不平衡，如何增加其全国储蓄则应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为此奋斗了几十年，在我就任克林顿内阁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这就是一个经常辩论的话题。确实，税收优惠可能会提高个人储蓄，但税收上的损失与其收益并不相符，因此全国储蓄实际上是减少的。我们只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减少财政赤字。

　　简而言之，美国担负着贸易不平衡的责任以及迅速采取政策予以解决的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全球贸易不平衡的这一新使命便是对其摇摇欲坠的政治合法性的考验。在春天的这次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依据能力而不论其国籍来选出领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保证选举权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分配，比如很多正在崛起的国家并未能获得选举权。

　　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分析不能做到公平，如果不能认出美国是需要负主要责任的国家，如果不能引导人们关注于美国降低财政赤字的必要性——通过对美国富人提高税收并降低国防支出来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21世纪的实质作用将会不可避免的降低。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系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克林顿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高级副总裁；本文版权归Project Syndicate所有。】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