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资水平意味着提高真实汇率，同时还能带来更多消费，从而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可以在今后五年内以双位数的增长率调升最低工资水平。仅此一举，就可以化解人民币所有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的问题正摆在中国的政策日程上。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广东省，今年将以17-40%的幅度提高省内各地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我认为其他各沿海省份也将追随广东，陆续推出类似政策。

　　中国可能会减少刺激出口的政策，提高环境管制方面的执行力度。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从2007年起可能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政策转变可能大幅提升出口生产的成本，为出口降温，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可以将收入转移到家庭，支撑消费。

　　中国的宏观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而家庭在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却在上升。这种现象带来消费不足，从而引发流动性过剩、低利率、投资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在我看来，市场对人民币的投机，助推了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宏观不平衡问题，只能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以及降低家庭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来解决。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从政策上着力，逐步提高工资水平。

　　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国的宏观不平衡问题。在中国的消费和财富中，进口的内容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不明显。急剧升值只会引发资本流出，从而带来硬着陆，增加通缩预期，最终进一步压低消费。

　　广东带头涨工资

　　2005年，广东省出口占全国31.6%，贸易顺差占全国42.2%，GDP占全国12%，人口占全国7%(约9100万)。该省农民工数量可能达到5000万名，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广东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

　　广东省政府不久前宣布，从2006年7月份开始，将省内各地市的最低工资水平上调17-42%。其他沿海省份可能会随之跟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国经济从出口和投资型转向消费型。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可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广东一直以来遭遇严重的年轻女工短缺。年轻女工短缺原因有三。第一，广东2002-2005年间出口增长一倍多，其出口行业(如服装和电子产品)大量雇用年轻女工，造成年轻女工的结构性短缺。

　　第二，年轻女工中有很多从事城市服务业，而城市服务业岗位本身吸收了大量从国企下岗的职工。在国企职工下岗刚开始之时，很多城市采取了对下岗职工的保护措施，将服务类岗位分配给这些下岗职工。服务业部门改用城市下岗职工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应地拉高了年轻女工的均衡工资水平。

　　第三，生活成本随以下因素而上升：1)2003年食品价格上升；2)能源和医疗价格持续上升；3)房价上涨。为了维持真实工资水平的稳定，名义工资水平必须上升。

　　最后，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均问题已经演变为稳定问题。中央政府领导层支持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广东省很富裕，在这方面可以起到表率作用。领取最低工资水平的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将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寄回老家，这些汇款对于农村地区的稳定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是上世纪80年代从广东开始的。广东省最先开放国际贸易。它对全国经济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更大。如今在让劳动者更多地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果实这方面，再次由广东省来带头做表率，是很合适的。

　　提高工资可减少升值压力

　　提高工资水平可以从两方面减少升值压力。首先，它增加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也就是说，它提高了真实汇率。出口生产中的劳动内容很难估算。国内附加值可能占50%，其他50%的成本来自进口设备和零部件。在来自国内的这50%的成本投入中，除煤、石油、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外，其他投入最终都可归结为中国的劳动力投入。工资若上涨百分之十，出口生产的成本就可能上涨3-4%。

　　有些行业所受影响更大。在某些轻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可能占到总成本的一半，比如服装业。广东此次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水平，可能会使该省服装业等轻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

　　成本上升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某些市场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拥有巨额市场份额，低成本策略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提高劳动者收入所带来的正面效益，应该会大于此举所带来的轻工制造业产品市场份额的流失效应。

　　其次，提高工资可能带来更多消费，从而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中国出口数额非常之大，而在国内则面临储蓄剩余。提高人民币币值解决不了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只会把中国推向通货紧缩。

　　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在今后五年内以双位数的增长率调升最低工资水平。只消此举，就可以化解人民币所有的升值压力。

　　提高工资甚至能促进就业

　　由于消费是服务密集型的，服务业相比出口行业更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因此，提高工资所带来的额外劳动需求，可能会大于出口竞争力减少所带来的劳动需求下降。

　　当然，通常而言，提高劳动力成本对扩大劳动需求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在很多市场，中国的厂商彼此压价，将中国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全部转移到西方消费者手中。政府强令各地提高工资水平，相当于把生产力提高的好处从西方消费者手中转回中国劳动者手中，加强本国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提高出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劳动需求。

　　领取最低工资的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寄回老家的汇款，对于农村地区的稳定而言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尤其可以促进农村消费。这种需求所带来的乘数效应，比城市需求所带来的乘数效应更大，因为农村需求目前尚处于很低的水平，上升空间很大。

　　提高工资还能解决沿海地区的“劳工荒”问题。事实上，我们估计中国农村地区可能还有2亿剩余劳动力。然而，由于轻工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增长，年轻女工呈结构性短缺。若这些地区提高工资水平，就可以从服务业吸引过来相应的年轻女工，从而解决轻工制造业的劳工短缺问题。

　　然而，中国这些出口公司可能已陷入一个恶性竞争均衡。毕竟，如果只有某一家公司以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吸引工人，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难以获利太高。因此，所有这些公司宁愿招不满工人，也不会愿意带头提高工资。但是当政府强令各地提高工资，那么所有公司都必须提高价格，这种情况下，尽管工资提高了，公司也还能赚到钱。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提高工资水平对中国而言是个非常好的政策，中央政府应该推动各地政府共同推行这个政策。中国发展的成功仰赖于它的廉价劳动力。国际方面正在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减缓出口速度。我认为，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提高工资，让工人享受其好处。这是工人应该享受的好处。

　　(徐寒梅 译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