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先生在2006年5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上撰文，认为内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走上了香港那种高地价、高房价之路，却未得其高福利房之实；并且认为，香港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根本就不适合内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撤离香港以前以行政方式掠夺香港民众财富的一种间接手段。

　　尽管如此，香港居民公屋入住率达到50%以上，即香港50%以上的中低收入民众可以通过住房保障体系来解决。而内地由于财力所限，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截至2005年底，内地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为47.4亿元，不足北京市不少楼盘一个项目的投入，杯水车薪。也就是说，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步上了香港的高房价、高地价之路，却因为外在条件制约而无法将这条路走到底。

　　几乎与此同时，赵晓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指出，中央政府真正重要的是反思中国住房发展模式，重构中国发展的游戏规则，为此首先就要叫停当前以城市化和市场化为名的瓜分土地资产和掠夺居民储蓄存款的运动。

　　显然，房地产在中国发展的从始至终，增长导向几乎都是唯一的要旨，而民生取向以及政府在百姓安居中所要扮演的重要公共角色则被一定程度上遗憾地丢弃了。说到底，在住房发展方面，市场的转型是迅速的，但政府的转型却是缓慢的；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掏老百姓的口袋来拉动经济增长是积极的，但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应来保障民生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在中国老百姓的三大“命脉消费”住房、医疗、教育问题上，我们已经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同一条不归路。一方面，是政府在这三大领域提供福利的职责被抛弃，另一方面，是伪市场化大行其道。通过这种伪市场化，民众的福利大大减少———不管是“一次分配”的工资福利，还是“二次分配”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福利，人均占GDP或税收的比重都越来越低，而各级政府占GDP的比重却越来越高。

　　而我之所以不太认同赵晓“市场的转型是迅速的”这一观点，而只认为是伪市场化大行其道，根本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市场化是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市场化，不是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化。不论教育、医疗还是房地产市场，都是寡头垄断市场。教育、医疗领域，监管者同时兼主办者，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为一身，或通过“二级学院”、“名校办民校”化公为私，并且，主管部门通过设置种种门槛，把真正的民办学校挡在门外，甚至千方百计把民办学校逼入绝境，然后以“集资诈骗”之名将其妖魔化；而在房地产领域，表面上并非国有机构一统天下，实际上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关系集团的私囊。所以易宪容认为对于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必须用一定的政治手段才能切中要害。比如，全面清查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股权关系，清查政府官员及亲属子女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股权关系。单位集资建房为什么那么快被取消、个人集资建房为什么屡屡碰壁？其中的背景耐人寻味。

　　在一个财政积累不高（虽然税收极高但“行政成本”也极高）、民众决定官员前途的主导性不强的国度，要想实现高福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梦想。但是我们能不能退而求其次：可以没有福利，但不能只有垄断！否则，如果一个社会在公民普遍的“命脉消费”上出现“普遍的困境”而不是共同福利的增进，迎接这个时代的就只是“共同的沉没”。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