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和经济日报共同主办，经济日报社独家承办的“中国区域经济合作高层论坛”于2006年5月2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实现了多方观点相互交融，理论上取得丰富成果。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论坛的网络协办单位，对本次论坛进行报道，以下是现场报道内容：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体会。前面我听了一些地方的领导谈得都非常有建设性，我想今天就新时期我们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的若干特点和变化谈一点意见，我想谈五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点，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过去讲中国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时候，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落后特点，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显著特征，区域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长周期来看，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落差，对后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资源和基本条件。根据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规划，中国自1978－2005年27年增长率达9.4％以上，预计到2030年如果没有意外，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平均每年增长率不会低于7.2%，如果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话，意味着中国经济现在是一个长达50多年的高速增长长周期中间。那么人们有理由问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吗？我们回答这种理由有，因为中国是一个差异很大的大国，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27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主要是沿海地区拉动的。由于我们其它地区的发展和它们有梯度的差异，所以我们这样的大国是小国不能比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中国区域发展差别。

　　第二点就是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地方政府有了强烈的发展冲动。伴随着改革和发展，当地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当地的经济发展，而本地在兑现了上缴的任务指标和发展成本以后，经济发展利益的剩余由地方政府所掌握。也就是所有的发展成本之外，所有成本剩余的控制就是归地方政府所有。所以我们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一个企业，企业作为剩余所有权的控制者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而我们的地方政府由于市场化的改革，权益的向下转移，地方收入最大化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基本目标。所以地方政府越来越接近企业的形式。

　　第三点就是为了实践这种行为目标，地方政府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就是由摆脱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来实现高速发展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地方经济与三个指标高度不相关，一个是地方的人均GDP水平和这个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两者不相关，一个是地方的储蓄水平与当地经济增长速度高度不相关，第三是中国地方的固定资本投入扩张速度和各个地方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高度不相关。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发展不靠当地政府的钱，而是靠招商引资的钱。这从另外一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地方的发展速度完全可以摆脱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它可以超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已有基础，能够更快发展。

　　第四点就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的变化，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周期还有宏观调控的行为周期形成了一个“错落”。中央是宏观控制的主体，中央认为经济过冷的时候，它会要求地方加大扩张，中央与地方是个行政关系。而我们的地方政府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行政关系，而是市场关系，这就造成了中央宏观调控的措施出台以后，地方见效并不是太快。当宏观调控者要求地方加快发展时，地方快不了，上不去。因为地方没钱，他靠招商引资，他不能命令商资进入，他要创造条件搭巢引凤。但是如果宏观显示过热，要求下，地方这是又下不了，因为已经花了大笔投入，退出也是又壁垒的，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反周期。

　　第五个问题就是协调区域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必要条件。我想有两个，一个是效率。毫无疑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到了非转变增长方式的阶段了。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是效率，中国区域经济持续告诉增长，必须与变化的效率为主要动力，但效率引发的根本问题是公平目标的损害。第二个就是公平。我们经常听到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实际上最难处理的问题，最需要创造的社会条件就是在区域发展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兼顾问题。要效率会产生一系列的 ，比如：我们有的地方资本过密，有的地方资本过疏。但是要兼顾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很可能影响竞争的效果。所以这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益和公平问题。我就讲这几点，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