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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代表着一种健康的市场发育乃至社会秩序发育的模式，但它却正在走向苏州模式；造成这种危险的，正是苏州模式的致命病因

　　人们近来热烈议论的苏州模式，基本上就是过去十几年各地普遍奉行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只不过别的地方没有苏州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极端而已。相形之下，温州模式则是一种珍稀的异类。后者在普遍扭曲的经济体中昭示了一种相对较为健康的市场发育乃至社会秩序发育的模式。

　　不幸的是，今天，温州却正在走向已被学界普遍认为失败的苏州模式；造成这种危险的，正是苏州模式的致命病因：政府官员的理性自负，自利动机，及其权力难受约束。

　　苏州模式与政绩经济

　　苏州模式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主导发展乡镇企业为重要特征的“苏南模式”。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难以为继，苏州迅速转向引进外资之路，由此，GDP开始了高速增长，苏州也一时成为经济增长的楷模。但以事后之明，这种增长却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多少实惠，“贫困的苏州”被认为是苏州模式的必然结果。

　　苏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强力主导，竭力吸引外资，依靠高投资实现GDP的高速增长。为了吸引和留住外资，政府必然通过种种措施，人为抑制劳动力成本本来具有的上涨趋势。因而，在苏州模式中，社会财富分配向资本、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而普通民众难以分享。

　　同样，政府全面控制、管理和操纵经济，官员们必然选择那些能够实现GDP和财税收入最大化的产业模式，因为目前的官员考核体系以GDP增长率为最重要指标。至于民众的福利，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尤其是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效率，未必在政府设计产业结构时位居前列。

　　苏州模式当然不是计划经济，但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奇特的“政绩导向的威权经济”：这种模式最有利于实现主政官员收益最大化。 温州模式是自发的市场秩序

    温州模式，则是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刻画的市场自发秩序的范本。自发的市场秩序之所以在这里得到健全的萌芽、发育，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民众具有较为强烈的自由精神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可以说，温州模式是80年代初期自下而上的改革时代的一个珍贵遗留。在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的控制放松，使曾经被排斥在旧体制之外的民众的创造性释放出来。其结果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最重要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从而出现了过去五十多年中唯一的一段贫富差距趋向缩小的时期。这是因为，民众收入的增加来自于劳动者自由的扩大、劳动分工的深化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生产效率之提高。

　　但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政经因素，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温州却幸运地仍然沿着80年代初的轨迹向前延伸。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到90年代，与苏州、与全国的增长轨迹相反，形成了一种相对健全的自由市场增长模式。温州模式系以家庭式的私人企业为基础，以民间灵活的金融制度为支撑，以自发扩展之产业结构为依托。

　　与苏州模式相比，更不要说与北京模式、上海模式相比，温州的产业结构显得相对土气，当地官员就抱怨温州企业“低、小、散”。但这位官员尽管控制着一方之经济，却不明白，这种产业结构乃是市场通过自我扩展而自发形成的，企业的“低、小、散”正是分工网络高效运转的前提。任何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都会为此喝彩。

　　也因此，温州经济自成体系，没有出现过政府人为操纵所导致的增长明显起落。这张自发形成的分工合作网络具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和灵活性，“低、小、散”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正是利润的重要来源。

　　温州秩序不限于经济领域 事实上，温州模式的价值并不仅在经济效率方面，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可能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乃至精神价值。

　　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人是富裕的，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富裕。这一结果的奥秘在于，温州的市场是内生的，并且按照分工合作的原理自然地扩展，从而将当地所有民众吸纳进来，令其在市场中获得机会。这种自发秩序不会刻意地照顾任何人，而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天赋和技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他人的知识和市场的合作网络，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增加收入。

　　在今天人人议论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温州模式下的社会分配结果，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的商人自治是全国发育最为健全的。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多的是控制百亿、数十亿资产的老板、高级企业管理人。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包括苏州，企业自治、商人自治几乎是一片空白。商人只是被动地充当着政府管理、管制的对象。相反，在温州，各种形式的民间商会、同业公会相当健全，他们的治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也正是保证温州市场持续健全生长的制度基础。具有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是人成年的标志，商人自治乃是市场成熟的标志。

　　同样，在温州，村民自治选举与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方面的民间自发创新，也频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温州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具有进一步观察与研究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已经呈现为一个包容更大领域而又初具规模的“温州秩序”。对于中国社会向民主法治转型，温州秩序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谁来约束主政者的权力

　　当然，温州模式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世间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事物。面对自发的市场秩序，政府也不是只能绝对地置身事外。政府可以基于理性的权衡，对市场的规则、结构进行某些干预。但重要的是，这种干预是有前提的：干预者必须时刻审慎行事，以防扰乱市场内生的秩序本身。

　　可以说，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从80年代初幸运地延续到今天，就与温州政府及浙江省面对温州的市场自发秩序采取“无为而治”的明智做法有关。

　　如今，温州的主政者雄心勃勃，试图在温州吸引跨国公司、发展重化工业。假如是在不扰乱现有的温州模式自我扩展之外，为温州增加这一块经济活动，似乎也未尝不可。或者，假如外商看中这里的资源或知识优势，投资于此，温州人自然也不会反对。但目前的趋势似乎不是如此。目前的操作手法是苏州式的，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同样是苏州式的。

　　首先，是政府在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正在终结，一个类似苏州那样的强势政府可能出现在温州，而这将意味着，若干年后温州可能会面临今日苏州同样的后果。人们也不能不思索一个问题：任期有限的主政官员是否有权强制改变本地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尤其是这一模式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谁来约束这类“改变模式”的权力，如何让主政者真正地接纳本地民意？

　　其次，为了招商引资，主政者开出了种种优惠条件，而这意味着，本地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被置于政府设置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中。人们同样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政府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当其反而采取与自己的正当职责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的时候，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

　　可以说，温州模式的成功，依赖的是政府对自身权力的自觉节制，而防止温州模式的毁灭，关键亦是节制政府官员的权力。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