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5月26日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当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一些资源性行业和事关老百姓“命脉消费”（如教育、医疗、住房）等行业的垄断和“权力市场化”加剧，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日前表示，从2000年到2004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6倍。目前，电力、电信、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其实问题不仅在于行政性垄断企业的高收入，更在于行政垄断带来的“负外部性”———垄断行业通过其无可替代的垄断地位成为掏空老百姓口袋和压榨中小企业的“提款机”。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很多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地背离公正的方向，做着加剧行业垄断的反市场化的努力。他们以加强和规范管理为名，对其所属的机构和真正的私立机构采取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区别对待的“选择性立法”和“选择性执法”，阻碍市场的发育和私营机构的发展。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市场的发育空间和公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政府和法律的公正性受到挑战。例如一些行业在涨价方面几乎无所顾忌，而所谓的价格听证往往成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遮羞布。

　　二是权力滥用现象没有根本性的力量制约，导致大量政府收入沉淀在地方甚至单位内部，没有进入公共财政体系。“费大于税”，财政部算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和培训等支出，即是一例。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对入境货车任意强行拦截，罚款数额一般都在万元以上，且不出具任何凭证。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引起舆论哗然（5月23日《新京报》），也是一例。

　　对于公共权力，我们仍然未从根本制度上找到“驯服”它的办法，总结起来可能仍然是：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公众很难或不愿、不敢、不能监督。这一切充分说明，只要垄断不除，只要公共权力大到难以监督，它就会以各种形式与手段“与民争利、为自己服务”。而这种“与民争利”没有制度的制约，是几乎没有底线的，可以冲破一切道德、良知和法律。

　　贫富差距扩大第三方面的原因，当然是公共财政体制没有建立，公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缺乏基本保障。

　　虽然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都以远高于GDP增幅的速度迅猛增长，但必须看到，在一个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保证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用当所用”的。同时，再好的公共财政体系，也只是一种必要的“事后补救措施”，不论从深度、广度和力度来说，都不如“一次分配”的“事前公平”作用力那么大、那么深，因此，如果行政垄断和权力滥用、私用现象不除，再好的公共财政体制都弥补不了前者对市场和民众的剥夺与伤害。

　　如是，要从根本上破解国民收入分配难题，惟一的方向就是坚持真正的市场化道路，“要彻底取消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其有限的权力才有可能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我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否则，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力量就只能疲于奔命、挂一漏万地去做“消防队”和“防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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