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帆(美国纽约市政府资深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过程,可能经历两个阶段:出口拉动的低劳动力成本阶段,和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规模效益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 这一过程可能要经历几十年时间,但现在已经悄然开始。
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表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上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极其低廉,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但这种优势的逐步缩小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工资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提高人们(既是劳动力又是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初衷。
工资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增加了出口成本,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肯定会减少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另一方面,它又增加了国民的收入,造就了一个不断增大的国内市场。在短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长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超级规模的国内市场。
如果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的规模最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成为周边国家赖以生存的引力中心。现在的情况是,任何国家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到中国设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来可能的情况是,任何国家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的规模效益。21世纪中国市场在养活其他国家产业上的作用,可能类似20世纪美国市场的作用。从现在到这一转变的完成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是两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混合。
规模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才是单一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是市场规模的结果。大规模市场是由大量企业和产品组成的,这些企业和产品进行着空前激烈的竞争。高水平的竞争将提供超规模的分工和专业化,极大地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可能产生规模效益,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过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克鲁格曼等人的“本土市场效应”理论,就强调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会提高本国企业的效率,从而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捎带出口相对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国内的市场规模和竞争锻炼出来的。
超规模市场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同时也可能产生超规模的垄断、巨大的周期波动和危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均。超规模市场就像一座原子反应堆,堆内的链式反应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但如果没有坚固的外壳、完善的调节手段,也可能造成超规模的灾难。
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利用极低的劳动力成本打开和占领国际市场,实现起飞的阶段;二、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建立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依靠大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的高空飞行阶段。第一个阶段绝对重要,没有第一个阶段,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根本无从谈起。然而,经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应该立足于现阶段,为经济逐步进入第二阶段做准备。
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实现这一转变上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在转变过程中,同一时点上,沿海和内地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首先从沿海转移到内地,沿海企业率先变成规模效益型。因此,在转变过程中,我国经济可能出现规模效益型和低劳动成本型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
由于超规模国内市场存在的高风险,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就应当着眼长期,对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驾驭超规模市场进行充分的讨论。
政策应当建立在以下原则上:
(1)应当保持国内市场的统一,反对任何势力对市场的分割;
(2)规模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才是企业规模。市场规模表现在市场上竞争企业和产品种类的数量,表现在分工的规模。政府不应当限制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并以此来扩大企业的规模。规模效益应当来自高水平的竞争。应当坚决反对垄断市场,同时也反对过度竞争;
(3)市场的外部环境必须高度稳定,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关系到市场的生存。但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本身不应干预。
在此过程中,负责建立制度、制定政策的中国政府重任在肩,它必须实现:(1)保持社会稳定,公平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
(2)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节,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通过稳定有序相对透明的政策,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预期;
(3)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并用法律手段坚决保证规则的实施;
(4)建立和完善有关统计,密切监视劳动力成本、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化。 (责任编辑:单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