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发表了“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的观点。张教授认为，“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了富人，而不是穷人。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其后，人在美国的袁晓明先生也撰文呼应，称“禁不住要为张教授的这番话拍案叫绝”，并说“这句话点出了当今美国大学招生的本质”。这让我忍不住有话要说。

　　我们这些不懂经济学的人，见了经济学家总有些自卑感。原因是经济学家懂数学，账算得清楚。可是，张教授“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背后的账是什么呢？

　　根据张教授自己的说法，北大培养一个学生成本是25000元，国家仅给6000元。高学费的根据，大概就是剩下的19000元北大必须自己承担吧。按这个成本核算，以学费3万元估算，才能产生大笔超出成本的收入，来给众多穷学生发放金额不等的奖学金。比如，最穷的学生不仅学费要全免，生活费也要全靠学校。这样，3万奖学金加1万生活费，一年就是4万元。国家给6000元，剩下的34000元就是有三个缴足高学费的学生扛起来，也还有一千元的赤字。因为一个学生3万学费，仅高于北大负担的教育成本11000元，三个学生的学费只能有33000元的盈余。也就是说，收一个拿全奖的穷学生，至少要招三个付得起高学费的富学生。这样，就只能逼着学校在少数有这种支付能力的家庭中扩大招生，结果是富裕家庭子弟进北大机会多而且竞争者少，甚至录取的标准也不得不降低。因为如果北大学生的贫富比例不维持在一比三或四的水平，就无法经营下去。这显然对穷人不利。

　　袁晓明先生说美国大学就是这样经营，其实是一种误解。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名校，学生在画廊中对着几百万、上千万美元一幅的名画上艺术史课，就算缴足了四万多美元的费用，恐怕也很难支付这样的精英教育的成本。这些学校靠的不是学费，而是捐助资金。我曾经总结，一流大学的运作模式是投资型而不是销售型。学校不是靠收取学费把教育卖给消费者，而是像投资银行一样，看准哪个学生出色，就把钱投到他身上(包括给贫困生提供全奖)。日后这些学生成功了，会感激学校的培养，大笔给母校捐款。

　　我执教的萨福克大学，是普通私立学校，没有太多捐助基金，表面上看似乎主要靠收取学费来经营。但是，仅靠学费来“劫富济贫”，是无论如何也玩不转的。学校一年学费两万美元以上，加生活费达到三万多，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则是五万上下。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出身，他们不靠奖学金根本无法生存。奖学金从哪里来？2003-2004年度，美国给大学生的财政资助达12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的GDP的8.6%。其中将近815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另有66多亿来自州政府，可见各级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学生的财政资助。

　　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捐款的国家，即便如此，仅靠私人捐款也远不能解决学生的奖学金问题。中国人的捐款比起美国还相距甚远，捐款数对于接济贫困生只是杯水车薪，靠收取学费来劫富济贫更是痴人说梦。因此，最好的出路还是要抑制教育成本的上涨。

　　我为此曾提出了大学教育券制度，即政府断绝给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把钱以教育券的形式送到学生手中，以支付其教育费用。大学招到了学生，就把从学生那里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那里兑换成现金，由此获得教育经费。这样，就等于在教育市场上增加了消费者(学生)的购买力。各学校为了吸引学生，就会竞相降低学费，抑制教育成本的增长。如今北大已经把培养一个学生的成本抬到了25000元的水平。100个学生就是250万！雇4个教授，平均年薪7万，也才消耗28万。剩下200多万是怎么花的？要是以教育券的办法让私立大学和北大公平竞争，许多大学就可能以人均1万以下的成本，提供比当今的北大更好的教育，甚至许多普通学校，还可以把成本降到五千元以下。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