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上是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中，形成了名义上被称为收支两条线，实际上是下达收罚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以及财政收入中央比重越来越高导致的。

　　近日《河南商报》报道出来一事，即河南省巩义市一车主张建勋，因在过潼关时被工商行政管理人员非法罚款2.7万元后，不堪重负，回家后竟服毒自尽。此事件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务院纠风办、交通部、公安部迅即成立联合督办组赶赴陕西，会同该省专案调查组展开调查。尽管这一事件还存在诸多疑点，没有形成最终的结论，但至少存在违规行为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即便是陕西省工商局，也承认“潼关工商人员在执法中确实存在罚款放行、以费代罚、多收少开的违规行为。”而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类事件其实并不鲜见。

　　大量“潼关事件”产生的根源在于现行财政体制

　　我认为，这类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上是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中，形成了名义上被称为收支两条线，实际上是下达收罚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以及财政收入中央比重越来越高导致的。不把政府一些公务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行政与利益相分离，将执法与收费相分离，税收以外的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如果不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支出供养，不彻底废除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不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而仅仅查处当事人，是很难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而且这种势态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的这种财政体制，其运行和结果，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精神是极不符合的。这不仅导致了各部门以自己利益为本，执政为钱，而且也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现代政府标准的起码要求。因此，现行财政体制需要进行彻底调整和改变。

　　应当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收费罚款制约机制

　　那么，怎么改呢？首先就应当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收费罚款制约机制。现在部门条例中随意收费和罚款项目太多，究其原因，就是部门立法。收费和收税，是向民众和法人收取钱的一种行为，需要由人民同意收费和收税项目、标准、方式等等，需要通过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通过，才能形成法案进行征收。要改变目前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随意设置收费和罚款项目，随意制定收费和罚款标准，随意制定和发布文件，随意向法人和自然人收费的局面。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授权的行政性事业单位，不应该有收费和税收的立法权，其一切关于收费的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人大。

　　任何收费和罚款项目、标准、方式，都必需经过人大讨论、社会听证等程序设立，否则应当视为违法。

　　大量的行政要和利益相分离，执法要与收费相分离，必须彻底清理和废除各部门的行政性收费项目。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变动是虽然对财政创收成功，但对经济和社会危害极大的一项“改革”，应当坚决废止。

　　这些执法部门应由税收形成的经费全额供养起来，不允许他们收费和罚款。

　　要规范、监督和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执法行为

　　要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凡是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执法、检查发生的费用，是行政公务成本，应当由执法者承担，而不应当由被执法者支付。如同国家司法部门不能让囚犯出资建监狱一样。比如，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管理部门，要检查某一产品是不是合格，其发生的检查费用，应当由财政经费支付，而不应当由接受检查的商户承担。如果是商户和自然人，要求工商、质检等部门的事业单位对其商品、家装等进行检测，这类市场服务性的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客户承担。

　　需要规范、监督和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执法行为，集中执法，减少对个体经营户、各类企业、非行政性事业等单位的重复、交叉、矛盾、多层、前后等执法骚扰。目前，工商与质检交叉，建设与土地重复，路政与交警矛盾，十几个部门乱执法，恶意执法。

　　有利的一哄而上，都来管；无利的，真正应当管理的，却都不积极。因此，作者建议，能不能将工商、质检、药监等市场性执法部门都合并到商务部，将建设、土地、市政、环境、城管等执法机构，也合并到某一个政府机构中；工商、质检、税务等部门的案例，如管理规范的国家一样，前面行政长官已经裁定的，后面的行政长官不要再翻旧账折腾企业。

　　要尽快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降低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的比重，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务责任，以钱定事。调整和划分税种，关税、公司所得、个体所得等等，中央与省共享，以中央为主；开征消费税，全额留给省级财政；开征房产税，全额留给市县镇级财政，撤销乡镇财政，取消市管县财政体制；政府项目建设资金由发行债券筹资解决，财政科目中列本息支出项目。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不进行调整，地方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乱收费和乱罚款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扭转。

　　总之，财政部门究竟是以钱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各执法部门究竟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己，各行政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究竟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还是以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为重，千万个“潼关事件”能不能被避免，关键就是能不能行政与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彻底分开，关键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能不能得到调整，关键是财政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和下达创收指标和任务能不能被废除。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