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设银行已经上市，中国银行即将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计划也已确立时，传出了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股改“省域分拆”的方案，这一消息在金融界各层面上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央行和农行总行方面旋即否认了农行分拆股改的传言，但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唯一一家尚未进行改制的银行，农行的改革何去何从格外引人注目。现时，距央行副行长苏宁提出的“争取到2006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仅剩下半年时间。而只有农行的股改完成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能算得上成功。

　　◎周一凡

　　“分拆”之惑

　　这份引起各方强烈反应的“分拆方案”具体内容是:取消现设于北京的农行总行，以省为单位设立总行，将农行地方化。这样的改革思路，据称最大好处是:农行的巨大历史包袱将由省市区与中央共同承担，以调动地方支持农行改革的动力。

　　对这一传言，农行总行方面表示，目前农行是国内网点最多，员工最多，网络覆盖面最广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内总资产已超过5万亿元，列同业第二位。对如此庞大的系统进行分拆很难操作，潜在风险不可低估，这类消息纯属误导公众。

　　农行有关人士表示，从国家战略利益和农行实际情况的角度考虑，省域分拆的可操作性存在很大风险。风险主要表现为:会严重削弱中央政府调控农村金融的能力，加剧农行局部地区经营风险的集聚;以及会极大削弱农行的整体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省农行之间，无论是系统性资源的共用，品牌共享，还是产品和业务代理，又或是联合为客户提供服务，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大量关联交易。这对农行股改后准备公开上市极为不利。

　　分析人士也认为，如按此方案分拆，一下子产生出30多家的省域银行，再由中央汇金公司逐一完成注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如此一来，农行股改的速度有可能不增反降。同时，由于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各级农行、金融监管部门等多个部门机构参与，相互之间的利益协调将会非常困难，而30多家银行法人也会让人力资源有限的汇金公司难以控制。

　　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则认为，农行按省分拆，让地方政府参与农行股改，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争夺金融资源的“战争”。“在中国，金融的诱惑力太大，谁都想拥有金融话语权，特别是那些希望分享金融资源的地方政府。”他说，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仍然是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观，通过金融和政府力量帮助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并通过资金去掌握土地和项目，就能使自己这个“点”获得比别人更快的发展。但这样做的后果已有大量教训:即GDP虚增、利益向个别“点”上集中，银行坏账剧增、环境被破坏等。

　　日本的金融体系也是一个负面的例证。日本中央政府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邮政储蓄银行，每个县还平均有2.5家地方政府掌控的商业银行，其中超过3家地方银行的县有18个之多。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深深介入这些地方性银行，从选派经营者到直接安排贷款，结果是不良贷款越来越多，40%处于亏损状态。

　　“现代金融的特点之一是政府组织和官员远离金融，既不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更不要经营权，对金融或货币流的平衡主要靠政策引导，而不是直接参与。为什么这样做？政府参与金融的危害极大。除了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风险)之外，政府与金融关系‘暧昧’最终会毁了金融。”何志成说。

　　有观察家也指出，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把货币当作“老虎”看待不无道理，如果赋予地方金融权力过大，是否会带来金融风险等，值得思考。就像一位农村金融专家所说，将农行地方化或许不是好办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地方政府管理金融很难取得成功。

　　实际上，在银监会今年2月发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有两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向银行投资入股。而如果不能入股，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农行的股改，帮助承担农行巨大的历史包袱？此外，在该办法中还强调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一下多出30多家省级银行一起引进外资，实际可操作性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了解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专家认为，如果进行分拆，将给农村金融服务带来严重问题，比如:在汇兑方面，县以下为农村商品流通进行资金汇兑服务的主要依靠农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汇兑功能基本上出不了省，全国性资金汇兑基本上由农业银行进行或代理。

　　此外，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农行内部各分行之间的实力也相距甚远。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行的业务开展并不比另外三家国有银行差。据记者了解，在苏州，农行的经营业绩就位居四大国有银行之首。但是，农行在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分行甚至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在目前的整体框架下，这些效益很差的分行还可以依靠农总行的内部资金转移支持得以生存，分拆之后农行将不再拥有国有大银行的招牌以及内部转移支付渠道，经营困难的省级分行实力将大大削弱。

　　路径之争

　　此前就有消息称，农行股改有多种不同方案。除此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省域分拆”以外，还有“区域分拆”。这个方案与以前国有大型企业股改上市的做法类似，即先将优质资产打包上市，然后上市公司再不断收购留存在集团公司的剩余资产。具体做法是选择农行排名靠前的分行组建成立新的银行，而资产质量、效益指标等较差的分行暂时剩余;在对新银行进行剥离不良资产、注资等改革之后，再陆续将剩余的分行纳入进来。

　　而业界一直认为，这种传统国企上市的做法存在着很多弊端，如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而且尤其不适合银行的改制。

　　此外还有，按资产质量分拆的“好坏银行”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按资产质量好坏选择地域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资产，将剥离不良资产后的农行成立农行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农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之上成立农行集团公司。有关部委提出的“剥离县以下机构”方案;以及参考建行股改模式的“主辅分离”方案，即将农行的核心金融业务组建成为“农行股份有限公司”，另组建农银投资，承接自办实体、对外投资等非核心业务，同时持有“农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由汇金公司注资。

　　农行有关人士表示，农行改革路径可以有不同选择，但比较起来，还是“整体改制，择机上市”比较稳妥，更符合实际。据悉，农行“整体改制”的方案与工行股改模式大致相仿，首先剥离支农专项贷款;其次处置不良资产;然后由财政部和汇金共同注资;随后成立股份公司;寻找外部战略投资者;最后整体上市。

　　但是，农行整体改制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寻找战略投资者也并非易事。实际上，之所以农行股改会产生如此多的方案却又一直按兵不动，关键就在于农行远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成本。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就公开表示，“农行的历史包袱太重，需要用注资的方式启动其股改。现在最大的悬念在于农行的股改方案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出台”。

　　农行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农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31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4.75%。按此数据估计，如果遵循与建、中、工三行相同的股改上市路径，要满足资产充足率8%的要求，政府注资额度约高达6000亿元，如此庞大的数目，使得有关方面必须慎重考虑农行的股改方案。

　　农行有关人士认为，与其他三大行不同，由于历史上专业分工以“三农”为主，农行的改革背景比较特殊，情况更复杂，面临的困难也更多。在四大行中，农行政策性负担最重。到2005年底，农行政策性贷款余额高达4140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合计3490亿元，占全部不良贷款的47.2%。政策性业务不仅是导致农行历史包袱重于其他行的主要原因，而且还严重制约着农行经营结构的调整，使经营管理更趋复杂。

　　现在工、中、建三行正不断撤出效益不好的部分县域市场，而为管理政策性业务和服务“三农”，农行按国务院要求须在每个县都保留支行建制，因而机构人员规模在四大行中最为庞大，经营效率大大低于同业水平。到今年3月末，全行机构网点2.8万个，在岗员工47.7万人。

　　对于改制成本，农行副行长韩仲琦曾公开表示:“政策性业务形成的历史包袱问题是农行改革的关键，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这部分政策性业务，这部分政策性业务的不良率是很高的。”韩仲琦认为，如果不解决这部分历史包袱，那么农行和其他三家国有银行不在一个平台上。政策性业务解决之后，农行再向国家寻求财务支持。这样，农行改制的一次性成本应当与工行相当。

　　而工行的改制成本已经高达约6790亿元，农行现时的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员工人数和机构数量都高于改制前的工行。而且农行目前公布的财务数据尚未经过外部审计。

　　对于农行的股改，汪建熙表示:“可能继续采取汇金公司外汇注资的方式，也有可能采取其他注资方式，或者外汇注资与其他注资方式相结合。”他认为，考虑到实际情况，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不能进行得太快。一方面是要考虑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承受能力。因为以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如果银行过快地退出，将给国企改制造成很大的障碍。

　　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虽然农信社也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恐怕难以独自担起大梁。如果现在启动农行的股改，它可能会更多地进军利润水平较高的城市市场，新农村建设可能陷入缺血的境地。”汪建熙说。

　　定位之选

　　“农行历史包袱虽沉重，但这更加说明及时启动农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银行业将全面开放，留给农行的时间只有半年。而农行如果不尽快剥离不良资产，及早进行股份制改造，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其处境将愈加危险。

　　有观点认为，如果农行像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一样走整体上市的改革路径，那么其上市后利益取向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走市场化的道路，不可能再像原先一样向“三农”提供政策性融资。同时，它的服务重点必然会转移到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这“三大”上，而为“三农”服务的兴趣会下降，为“三农”服务的功能也会削弱。

　　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则表示，“进城”还是“下乡”，是农行股改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三农”金融需求的满足不一定只由商业银行来做，也不必紧盯住农行改革，而应考虑其他的创新金融机构，应多渠道想办法解决，允许各地区进行金融机制的创新。

　　“农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毋庸讳言其首要经营目标就是赢利。事实上，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近几年不少商业银行已纷纷将其业务从农村地区撤出。这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做农村金融业务就注定不挣钱，而且农行相对较差的经营业绩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看来这是农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郭田勇说。

　　郭田勇注意到，近些年民间借贷、钱庄等非正规金融活动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有央行人士估计其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而民间金融是“无利不起早”的，它能够以如此大的规模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存在，足以说明农村金融业务是可以赢利的。他在做中小企业融资课题时曾调研过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在某些地区民间金融的业务量甚至超过了国家批准设立的正规金融机构，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信息甄别机制和灵活的用人机制。

　　“我想，这里的关键在于:机制与定位。同时，农村金融本身也是由多种业务构成的，无论是客户类型还是信贷种类都可以区分为多种层次，各个金融机构必须根据自身优势准确定位、合理分工，而不是四面出击。农行亦然。”郭田勇说。而此前也有报道称，外资机构已经纷纷通过入股形式，觊觎中国农村金融阵地。

　　实际上，对处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制漩涡之中的农行而言，唯有理清自身业务发展战略、差别化的市场定位、农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构建核心竞争力等战略问题，方可获得可持续发展之思路。

　　在建、中、工三行股改已经获得成功的前提下，农行股改的大致思路其实并不难勾勒，然而农行股改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原因或许正如刘明康去年年底所公开表示的:“农行的改革必须和整个农村金融改革放在一揽子来考虑，这就给农行的改革带来了一点复杂性和具体性。所以，农行改革方案的产生还需要一些时间。”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