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统计数据

    ●省外浙商已设立了近80万家市场主体,注册资本350亿元,投资总资本近6000亿元,年销售额突破了1万亿元；

    ●全国23个省份的首府已成立浙商企业联合会；

    ●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已达170多家；

    ●2004年10月,浙商研究会在杭州成立,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地域商人现象的研究会。

    新商帮概念三要件

    ●原始民间资本积累要有一定规模；

    ●要有游牧性,即跨出本地域向外拓展；

    ●要有商会或行会组织。

    □本报记者 宫靖 杭州报道

    资深策划人王志刚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表示,区域性的民间经济实体最终会走向融合。 现代金报记者 张培坚摄

    以浙、粤、闽商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群体,在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正在国际贸易和国内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5月20日,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一时间,“中国十大新商帮杭州论剑”的说法,在全国媒体传播甚广,而一场为浙商、苏商推选领军人物的活动也在央视国际频道展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应邀出席峰会并致辞。当晚的一次分论坛上,浙江省内一位工商联人士将黄形容为“当代中国商帮‘总帮主’”。

    “商帮,这个历史上曾经辉煌与沧桑,赋有特殊内涵的名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又生机勃发了。”黄孟复在致辞中说。

    明清两代晋商和徽商的500年辉煌为人熟知,数十年沉寂之后,商帮一词又在中国经济中“复活”,研究人士认为,由于其资金实力和对外扩张的形态,目浙商、粤商和闽商已构成相对成熟的商帮,而苏、京、沪、鲁、豫、冀等地商人群体也在崛起。

    “无论如何,在中国经济中,新商帮已成为一种商业现象,这正是这次商帮峰会召开的大背景。”浙商研究会一位负责人说。

    “枯木逢春”、“四海响应”、“九九归一”,这三个成语被资深策划人王志刚用来形容中国新商帮的现在和未来,他认为,民营经济最终会突破地域之隔走向融合。

    浙商游牧中国

    近十几年,从擦皮鞋、修电器等“草根经济”做起,浙商的创业精神被形象总结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

    5月23日上午9时许,济南市泉城路院前街1号珍珠泉宾馆海棠园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徐金荣刚上班就接了好几个电话。他操着让山东人听不懂的浙江诸暨口音,而来电者也多是一口浙江口音。

    徐金荣的身份是山东浙江商会会员部部长,他的日常工作是协调300多家会员企业相关事宜。这300多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浙江人在山东省开办的。

    浙江省经协办全作处处长吴永平介绍,从2001年至今,像山东省浙江商会这样的浙商企业联合会,已在全国23个省份的首府成立。

    事实上,浙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自发商会多达数百家。仅温州一地浙商,就在全国各地有170多家商会。

    2004年10月,浙商研究会在杭州成立。新华社在一篇消息中报道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地域商人现象的研究会。

    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认为,对比我国明清的数大商帮,新商帮起码应具备三个“硬件”：一是原始民间资本积累要有一定规模；二是要有游牧性,即跨出本地域向外拓展；三是要有商会或行会组织。

    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浙江省经协办”)合作处工作人员潘金明提供的数据是：省外浙商已设立了近80万家市场主体,注册资本350亿元,投资总资本近6000亿元,年销售额突破了1万亿元。

    “这相当于2004年浙江全省创造的经济总量。也就是说,浙商在浙江以外,又建了一个浙江。” 潘金明说。

    相关统计还显示,截至2003年底,在国内经商办实业的浙商为400万人,在境外创业的浙商则有100万人。

    金融史学界认为,我国明清时期存在过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近年,商界有人提出了版本较多的“中国十大新商帮”,其中一种是浙商、苏商、粤商、闽商、京商、沪商、鲁商、豫商、冀商、汉(湖北)商。

    而“浙江帮”,则被商界称为中国第一大新商帮。浙江省经协办在相关的总结材料中,称浙商为“中国最大的商帮”。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吕福新认为,商帮通常还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而在全国的地域性商人群体中,浙商的特点非常鲜明。近十几年,从擦皮鞋、修电器等“草根经济”做起,其创业精神被人形象总结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

    商帮“复活”？

    “对各地政府来说,之所以热衷于商帮概念,最大原因是商帮符合发展本省经济的诉求,这面旗帜可以把本省内企业家凝聚起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把离开本省的乡籍企业家团结起来,为本省经济出力。”

    值得注意的是,商帮这一词汇近几年频频出现在各地政府官员口中。

    今年1月12和13日,首届苏商领袖年会在南京召开,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全林出席会议。江苏官方和地方媒体亦有“近年快速崛起的江苏商帮”提法。

    此次峰会上,许多入围“十大商帮”省份的重量级企业代表来得较少,具有些官方色彩的各省市工商联有不少人士与会,沈阳、山东泰安等地则派出政府要员参会。

    “对各地政府来说,之所以热衷于商帮概念,最大原因是商帮符合发展本省经济的诉求,这面旗帜可以把本省内企业家凝聚起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把离开本省的乡籍企业家团结起来,为本省经济出力。”一位研究者指出。

    该研究者认为,地方政府此举有积极意义,这种商帮概念如果目的性过强,则可能倾向于地方保护色彩,反而轻视了对古商帮优秀商业文化的传承。

    著名的十大商帮是指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陶水木对宁波帮、龙游帮有过研究,他认为,明清商帮的一般特征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在客居地都建有同乡会馆、公所,这是古代商帮存在的最重要载体。

    明清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中,各地方商帮起着“连接”的作用。“发展到20世纪初,有八大商帮垮了,唯独留下了宁波帮、洞庭帮。”孔祥毅说。

    而在解放后,随着同乡会馆、公所等的取缔,商帮在中国消失了数十年。1987年,有点类似商帮会所性质的全国第一家温州商会宣告成立。十几年后的21世纪初,又有人提出中国新商帮的说法。

    仿佛一夜之间,商帮从故纸堆中“复活”,重新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

    浙商研究会一位负责人认为,事实上,早在浙商崛起之前,粤商和闽商就可以具备商帮特征了。比如闽商,除闽籍华人华侨外,在省外投资的闽商人数已高达250万人。“粤商、闽商行事低调,影响似乎不如浙商大,其实不然。”

    这位负责人分析,浙、粤和闽商之外,还有迅速崛起的苏商。“在本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后,高学历的苏商正在走出故土,已有接近百万的苏商离苏创业,游牧特性初显。”

    江苏苏商工作室主任吴声认为,苏商与浙商显著不同,因苏南的富庶,创造了与浙商“草根经济”截然不同的“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此外,苏商主要是在省内创造了大批财富,企业家多数为高学历者,这几乎与浙商相反。

    商会的话语权

    首先是自律。其次是行业互助。第三是与政府各方面的沟通,可以完全传达行业的意思。第四是防止行业垄断、少数人把持的局面。

    “一只拳头比五个分散开来的手指有力量。”新近加入山东省浙江商会的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位管理层人员,解释入会原因时说。

    2005年初,浙商张方军在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辽宁省红泰东北灯具家饰市场时,先后遭到三批共150多人的打砸破坏。

    事发后,黑龙江省浙江商会立即介入,并发函给当地政府,要求严肃查处。此举当即引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肇事者被迅速绳之以法,而市场的建设也予以及时恢复。

    山东省浙江商会成立于2003年,运行经费来自会员企业缴纳的会费和资助。而与此对应的是,会员拥有选举会长的资格,商会要在会员权益维护、项目招商和商业信息方面为会员服务。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代表多数会员利益与当地政府谈判。

    会长章鹏飞透露,类似黑龙江省浙江商会的为会员维权事件,山东省浙江商会两年多来也为数不少。他的一个体会是,以商会名义进行维权,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立时不同。

    章鹏飞是在山东有较大投资的现代集团董事长,事实上,章本人只负责商会的重大决策,维持商会日常运转的是执行会长、秘书长等十余名工作人员。

    两年多来,山东省浙江商会,利用自己在浙鲁两地人脉,组织和协办了多次“浙商齐鲁行”,促成的来鲁投资在400亿元以上。

    有报道显示,去年年初,一批浙江企业在山东省浙江商会的组织下,决定斥资100亿元投入地处沂蒙老区的临沂市。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杨秩清认为,这家民间自发性质的商会,已与作为古商帮载体的行会、公所、会馆或者同乡会神似。

    孔祥毅的相关研究表明,古晋商的行会非常发达,由行业成员自愿组织、自主管理。行会有四个作用：组织市场公平有序的交易；维护本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调解、仲裁行内外商户之间业务纠纷,约束行会成员恪守行规,维护社会秩序；晋商行会一般还负责团结、教育商人,举办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社会公益事业,比如兴办学校。

    陶水木教授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指出,产生于20世纪初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组织活动则由归葬、敬神等转到教育培训、同乡救助、中介服务、同乡福利等方面。

    “可以看出,现代商会的职能比古商帮行会要削弱许多,这是因为古代政治体制不同于现代体制,所以行会当时承担了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如工商、质监、教育、民政等。”杨秩清解释道。

    杨秩清介绍,浙商在省外自发成立的商会是多层次的。以温州商会为例,一般是省市县(区)均有,比如有四川省温州商会、成都市温州商会和双流区温州商会等。温州商会还向纵深铺开,如各省可能又有一些温州行业协会,如皮革、服装等。

    “这些商会,多数发挥着山东省浙江商会一般的功能。”杨说。

    此峰会召开前夕,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两位研究人员冯胜平和王汉斌曾撰文认为,“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社会里,商会(帮会)的存在很有必要,它能起到如下作用：首先是自律。其次是行业互助。第三是与政府各方面的沟通,可以完全传达行业的意思。第四是防止行业垄断、少数人把持的局面。”

    一个事实是,粤商、闽商在全国各地也有为数不少的商会,而在近几年,各地域性商人群体在外省陆续开始成立商会。

    政府关系与商会独立性

    温州商人在各地未成立商会前,影响力并不大,一旦商会成立,会长、副会长多数就成了当地政府的座上宾,礼遇即时不同。

    据章彰飞透露,山东省浙江商会有三名特殊身份的名誉会长,他们均是现任山东省副省级官员,其中包括副省长。

    现代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是颇值得玩味的。一位研究者如是说。

    浙江省经协办官员介绍,上述23家浙江企业联合会“与我们虽无隶属关系,但基本是在我们指导下成立的,与我们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一位工作人员将全国各地的浙商企业联合会的功能定位具体为四句话：浙企娘家,信息平台,维权机构,政企桥梁。

    多年关注新商帮现象的地产策划人士王志刚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温州商人在各地未成立商会前,影响力并不大,一旦商会成立,会长、副会长多数就成了当地政府的座上宾,礼遇即时不同。

    同为浙商研究会副会长的吕福新认为,古代商帮更多是纯民间性的,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然后去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但多数时候处在与政府的谈判格局中。

    “今天的商会与政府关系更直接了,有的是政府要求设立的,有的是在政府支持、倡导下设立的。这样成立起来的商会多会主动寻求政府保护,以政府为靠山,弱化了为会员服务的功能。”吕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商会人士认为,商会亲近政府高官的行为,部分原因是因为现行体制下,与政府关系搞好符合多数会员利益。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在现行体制下,商会无法真正独立,处境尴尬。

    我国的民政法规规定,民间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部门”。“目前的23家外省浙商企业联合会,均挂靠在当地省政府或省发改委下辖的经济合作部门。他们要接受浙江和当地省经济合作部门的双重指导。”浙江省经协办相关人员介绍。

    相关事实是,除跨省商会外,在各省省内,事实上都有类似商会的企业组织,如各级工商联合会、工商部门下设的中小企业联合会、经贸部门下设企业联合会等。其情形与商会相比,更像一个政府下设部门。有的协会领导,甚至就是主管部门的正职或副职领导。

    章彰飞透露,山东全省现有30万左右的浙商在投资创业,资产上亿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浙商企业少说也有2000家。目前加入商会的有数百家。

    “虽然从数千到数万元的会员费并不昂贵,但不少企业不会选择入会,原因是商会并不真正独立,当企业与政府利益冲突时,商会并不能起到太大作用。”参会的某浙商企业高管说。

    上述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认为,目前商会组织遭遇尴尬,运作比较麻烦。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作为一种形同虚设的机构。总之,商会本身的运作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企业对商会的兴趣不大。

    呼唤“诚信戒欺”

    “一个悖论是,在封建的传统经济模式下,却发展出了‘诚信戒欺’的商帮文化,而在今天市场监管众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商界却失却了‘诚信戒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新商帮鼓与呼。

    在此次峰会上,黄孟复的致辞刚结束,第二位致辞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在肯定了峰会的意义后,重点强调了对商帮的个人看法———“强化新的‘商帮’概念已不合时宜”,应多谈点“商”,少说点“帮”。

    在徐之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浙商、苏商、徽商等概念的“地域性特点如此突出,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但是把他们同经济全球化放到一起来讨论,实在太不协调了”。

    “峰会上出现对新商帮的争论,说明大家对‘商帮’有不同的理解。新商帮的概念的确还需要展开探讨。”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执行会长吕福新会后接受采访时说。

    记者调查发现,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学者就新商帮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目前的地域性商人群体现象是否可以称为商帮,也没有一致性答案。

    徐秘书长和杨秩清等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内陆型经济,自古至今,各地区间经济差异就很大,这是古代地域型商帮出现的现实土壤。即使在现在,中国各省区间的经济差异仍然很大,因此,如今出现新商帮并不奇怪。

    一位并不赞同商帮概念的商业研究者认为,“现在信息发达,经济走向一体化,重提地域性商帮,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怎么解释浙商、粤商和闽商最近二三十年个性鲜明的经济表现,这也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杨秩清说,商帮之所以在现在被重提,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是商界人士正在进行的商业文化反思。“一个悖论是,在封建的传统经济模式下,却发展出了‘诚信戒欺’的商帮文化,而在今天市场监管众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商界却失却了‘诚信戒欺’。”

    孔祥毅认为,晋商、徽商之所以有过数百年的辉煌,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商帮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诚信。

    今年热播的《乔家大院》中,演了一段晋商真实的“诚信”故事：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即令换装好油,经济虽受了损失,却提高了信誉。

    在当今社会信用日下的情况下,重提“诚信戒欺”尤其显得重要,孔祥毅对媒体说。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