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意给公务员加薪,议论了好几年,至今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今年年初,就曾有省部官员站出来,对公务员加薪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官员是百姓的公仆,企业职工没涨工资,官员如何能加薪?
对这个观点,我倒不以为然。 我的看法是,官员该不该涨工资,与企业是否涨工资无干。如果官员工资确实太低,即便企业没涨,官员涨也无可非议。说官员是百姓公仆是对的,但做好公仆,重要的是视百姓如父母,鞍前马后地做好服务,不是说,当官就只能低工资。市场经济,讲究的是按贡献分配。所以,该不该涨工资,不在于你是否为官,而是看你对社会的贡献。
其实,官员低薪,并非始于现代。回溯历史,封建社会几千年,中国官员的俸禄都是很低的。东汉时期,宰相每月收入为大米28.5石(约为3060斤);最小的官员,每月只有1.9石(约204斤)。北魏初期,官员没有俸禄。明朝的宰相,月俸不足20两银子。清朝四品官月俸大米24石(约2576斤),五品官月俸16石(约1717斤),而七品县令的月俸,仅7石(约751斤)。那时官员的薪俸如此之低,显然不是为了廉政,它的目的,我看只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天下太大,王臣太多,朝廷如何控制得了呢?朝廷的办法,是实行低俸禄。因为俸禄低,就会逼着官员们搜刮民财。比如一个县令,月俸只有7石大米,充其量能养活7个人,可官府不仅要雇用衙役,而且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另还有管家、侍女、马夫、厨子,靠7石米的官饷,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怎么办呢?当然只能巧取豪夺。俗话说,心中无愧,不怕打雷。可要是做了亏心事,有了痛处捏在上司手里,那么就得惟上是从。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大家工资都不高,公务员的待遇也显不出怎么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了大的改观:国家财力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渐近小康。于是,干部的低工资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其实,对这个问题,上届政府已有所关注。2000年初,政府曾表示,三年内要给公务员工资涨三倍。此言一出,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从实际情况看,干部工资这几年虽有微调,但与当初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如此,表面看好像是政府没钱,实际上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阻力。
普遍的议论是,现在公务员工资虽不高,但实际收入却不低,因为除了工资外,还有一块职务消费。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先生算过一笔账,他说,如果把领导干部的福利房、配车、养司机等花销加起来,至少每月得一万元。这些钱虽没打进工资单,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是一种隐性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若再涨工资,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不合理的负担。
如此看来,官员能不能涨工资,现在问题就归结到一点,即如何处理职务消费。我的看法是,必须把职务消费货币化。现在的公务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享受一定的职务消费,而职务消费,又都表现为各种物质待遇。这一做法,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它要求一切生产要素,都要用货币表现,通过市场配置。所以,取消职务消费,应是改革的大趋势。
将物质待遇货币化,不仅能减少资源浪费;又能大幅提高官员的工资,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前几年,就有地方推出“公车”改革,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比如,配一部公车,一个司机,一月的费用少说也得4000元。算经济账,配车肯定没有打车划算。如果把省下的钱,用于涨工资,那么仅“车改”一项,公务员的工资可平均上涨1/3;若把领导专车取消,那么领导的工资可以增加2倍。到那时,问题恐怕就不是公务员工资过低,而是过高了。
另外,公务员月工资的绝对值虽然不高,但公务员相对较优的福利、医疗保障和养老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绝对工资较低的问题。政府职位的含金量,并不能简单地用绝对工资额来衡量。否则很难解释目前一方面公务员工资低,一方面公务员又热考的悖谬现象。
公务员的工资,也许是要涨的。但如何涨?有个前提必须把握,这就是,财政不能多出钱,纳税人不能添负担。那么钱从何来?办法是眼睛向内,做体制的文章。比如,物质待遇货币化,就是一个变钱的路子。只要羊毛要出在羊身上,群众自然不会有意见。所以,公务员何时涨工资,就取决于“物质待遇货币化”的进程,职务消费改了,公务员加薪便可水到渠成。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电邮:wangdongjing@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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