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寒梅 译

　　随着未来几年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整合，低基数效应将会渐渐消失，全球化为中国和印度带来的推动力将会减弱。如何在当前这轮繁荣过后继续维持生产力的高增长，这对中印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过去三年中国和印度的GDP分别达到年均10％和8％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几十年来最大的繁荣，年均增长率达4.5％。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起因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中国和印度位于日益增长的全球整合潮的中心，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果实，来刺激其国内经济的发展。

　　中印增长方式不同

　　这两个国家利用全球化效应的方式各不相同。中国采取的是典型的东亚模式，用出口收入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产能随着出口快速增长而扩张，国内经济并没有受到高通胀的影响，而是随全球经济水涨船高。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年里出口年均增长率达33％，而年均通货膨胀率则低于2％。这反映了储蓄过剩和当前政治体制下的投资倾向。

　　除了传统的东亚投资/出口模式，中国还利用其强势政府以及大国家的优势，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生产力。以基础设施为例，规模经济使交通、电信、电力等方面的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在消费品生产和分销上，中国的规模经济成就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规模经济还促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

　　印度在贸易方面也取得了突破。2002-2005年间，印度出口年均增长25％，而此前十年里，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0.5％。然而，印度2005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9.5％，远比中国低（中国为38％），因此，它的出口不足以拉动经济的强劲增长。作为替代，印度利用其灵活的金融市场来吸引外资，以驱动经济增长。

　　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印度资本市场，从而为消费借贷提供充足资金，这种机制为印度的经济繁荣带来强劲而稳定的消费驱动力。2002-2005年间，印度的信贷年均增长25％，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9％。相较而言，中国在这几年的年均信贷增长率为17％，而固定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7％。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比印度高出三分之一。

　　印度的增长模式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不是东亚模式。它的经常账户赤字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3年印度的经常账户盈余还占GDP的1.5％，而到2005年，它已经出现占GDP1.7％的经常账户赤字。相比之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2003年占GDP的2.8％，上升到2005年占GDP的7.2％。

　　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模式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抓住了当前全球化浪潮的机遇。两国均享受到低基数效应带来的生产力高增长率。随着未来几年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整合，低基数效应将会渐渐消失，全球化为中国和印度带来的推动力将会减弱。如何在当前这轮繁荣过后继续维持生产力的高增长，这对中印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前，中印两国看来都想采取摸索前进的办法。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个问题严重到对增长产生紧迫威胁的时候，才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制定政策时对长期问题考虑不周，这不仅是中国和印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都存在的问题。

　　印度的挑战

　　未来两年印度增长面临的威胁是它糟糕的基础设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需要更有效地利用资本，使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更加顺畅。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在印度当前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很难产生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鉴于印度在过去三年中基础设施状况很差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高增长，未来两年印度可能仍然保持这样的高增长。

　　印度增长的另一个挑战，是潜在的资产泡沫。印度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其原因主要在于低水平的真实利率所引发的价格上涨。在这种低利率的环境下，国外资本大量流入，进口竞争加剧，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促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但这两个因素的生命周期都是非常短暂的。

　　首先，国外资本流入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风险容纳保持高位并不断上升。全球化的推进，带来低通胀和强大的流动性——这是当前高风险资产之所以一片欣欣向荣的背景。当全球化更加成熟，全球流动性环境将会规范化，同样的条件之下，资金将不再能够以当前这样的数量规模大量流向印度。

　　其次，进口竞争日益增加，迫使印度本地生产商接受低价格。印度的低通胀，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得益于低基数带来的全球化效应。随着生产对新的价格做出反应，进口将不再如以前那样有效地将通胀维持在低水平。

　　活跃的资产市场对消费产生很大的财富效应，而资本的低成本则鼓励了更多的资本投资。这可能是印度增长率超过历史水平的原因。我认为应当快速提高利率，以便及时吸收泡沫破灭之时的成本变动。然而，当政者往往在现行政策上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而很难采取这种预见性的措施。

　　印度日益加强的规模经济，也是它生产力增长的一个源泉，它应该可以抵消外国资本流入减少所带来的冲击，使经济继续保持扩张。尤其是印度消费部门的现代化，可以加快生产力的增长。为实现这个目标，印度需要建设其交通系统，以支持现代物流，重新利用起它调整过后的基础设施体系，来支持大规模的生产。

　　我们认为，印度可以采取以下三步措施，加快当前这轮繁荣以后的增长。

　　1） 引入立法，简化当前过于复杂的管制，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能更快获得土地，执行起来更快捷。

　　2） 在沿海选择没有土地纠纷的地区，建立几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以及官僚体系。

　　3） 变卖国有资产，以快速启动一项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中国需要提高消费水平

　　中国所面临的高增长挑战和印度非常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软肋是消费水平太低。中国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0％，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算，这个水平都是相当低的。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因而非常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投资倾向、作为政府制衡的社会组织力量的缺乏，共同导致中国经济的宏观趋势不稳定。

　　低消费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外国资本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投机，导致房地产在数量和价格上一并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又成为消费的挡路石，因为居民不得不为此而控制住房之外的生活成本。房价上涨和流动性繁荣互相推进，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中国的周期性风险以及结构性失衡，事实上是一回事。除非中国能够使其经济回复到平衡状态，否则它就可能同时面对日益升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通货紧缩压力。中国为此所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很难做到。它只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把钱分配给普通家庭。

　　为使经济恢复平衡，中国必须解决财富、收入和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家庭部门的收入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一再缩水。

　　1） 就财富而言，政府拥有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其他国家垄断的资源。由于这些资产并未体现在家庭收支平衡表上，因此，消费仍然处于国家财富所能支持的水平之下。要平衡经济，就必须将政府的财产移交给家庭部门。

　　2） 就收入而言，劳动力剩余使工资的涨幅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涨幅。这个原因使劳动收入相对于经济相当幅度缩水，加剧消费不足、流动性过剩以及投机狂热。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西方工业化时代曾经出现过，而劳工组织的出现，最终帮助工资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上升。

　　中国劳动力过剩的情形可能还会再持续20年。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地方政府已经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对企业提出工资上涨指导。至于政府的劝导是否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眼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一个更有效的办法是，促进劳工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集体谈判。中国由一个政府控制之下的劳工组织。这个组织通常站在企业管理层这边，因为政府担心劳工组织的壮大会影响到就业创造。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工资随生产力的上涨而一同增加，那么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将产生高倍数的就业创造效应，这种正面效应不仅会抵消，而且会超过高工资对就业创造所带来的直接和负面的冲击。

　　3） 家庭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的升级、人们对未来相关生活成本继续上涨的担忧，导致人们大量储蓄以备后患，从而降低了消费水平。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非常复杂，要解决还尚待时日。而有些问题解决起来更容易一些。

　　首先，应该重新引入公房制度。当今楼市已完全成为逐利市场，它导致房价快速上涨。所有土地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土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来为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资金。这种情况下，高房价事实上成为政府对于地方居民征收的发展税。然而，此种税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它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类似于新加坡的那种公房制度。

　　其次，中国政府财政能力非常充足，可以借此发行债券，为基本医疗和教育筹集资金。对于债务的担心，使得政府在发行债券这件事情上非常谨慎，而想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事实上，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消费不足的国家，以财政负债的方式来为这些社会基本消费支出提供资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中国应该在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之上的教育、医疗领域引入竞争。中国现有的医疗和教育机构资源由政府垄断，而同时又追逐收入最大化，为内部员工带来福利。这个体系带来低质量和高成本。在我看来，在政府主导的行业引入更多竞争，可以促进消费。

　　对于改革的抵触，源自当前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庞大规模的官僚体系，正是固定投资热的始作俑者。私营部门从政府主导的项目中获利，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上尤其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增强了当前官僚体系对于平衡经济的抵触情绪。

　　“做正确的事情”很难

　　尽管我们可以争论中国和印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现实是，两国都在尝试一种摸索前进的路径。理解了这样一种路径，投资者就掌握了钥匙，可以理解政策走向可能会怎样、资产市场在短期内可能将如何表现。

　　印度可能会试图尽量压低利率，并改善外资进入本国资产市场的途径，以填补由于低利率造成的账户赤字，并可能允许其货币升值，以吸收通货膨胀压力。简言之，印度可能会采取鼓励而非控制资产泡沫扩张的政策。

　　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将会对信贷过度增长和房地产投机进行阶段性打压。但是，这些政策并不能够永久解决那些导致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根本症结，也不能从根本上为信贷和房地产需求降温。而这些不平衡现象的延续，将会严重削弱中国经济。中国的这些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减缓了不平衡因素的增速而已。

　　就货币而言，中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以年均2％~3％的幅度缓慢升值。当前的政治体制不喜欢大幅调整币值这种“休克疗法”。当前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可能会维系货币投机，将流动性人为控制在高位，并将投机扩散到房地产和当地股市中。

　　“做正确的事情”很难。而要在中国和印度本身经济正处于繁荣的时段“做正确的事情”，则更加困难。通常政府只有在国民经济艰难时刻才会采取强硬改革路线。当本轮周期终于冷却、中印两国的增长终于失去动力，这时两国政府可能就会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必需的改革。

　　（徐寒梅 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