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记者手记

　　反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

　　５年前，贾玉文来到山西最穷的静乐县当县长。这是全国５９２个贫困县中最穷的３０个县之一。“全县只有两座楼，自行车要推着走，逛遍全城一刻钟，街上没有一盏灯。”

　　贾玉文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开始他的“静乐反贫困实验”。

　　手机公开、街头对话，铁腕治政、激活民心；改制煤矿盘活资源，清除街霸改造县城；用挖煤的钱补农业、办教育；牺牲财政关污企、撵着农民去打工。这些大胆而颇富争议的举措在极端保守的静乐刮起了阵阵旋风，使这块沉睡的土地激荡起来。

　　这个晋西北出身的汉子，有着一股《亮剑》主人公李云龙式的愣劲，训人不留情面、做事说一不二。五年来，他用霸气扫除乱象，用对话舒缓民怨，用重教清除愚昧，以实干疗救民生。

　　五年来，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刷新着静乐的历史。财政收入五年翻了７倍，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县城面貌大为改观。

　　这五年，是贾玉文与贫困肉搏的五年，也是静乐人民开始觉醒、走出极贫的五年。当我们试图给贾玉文勾勒出一个所谓执政的“模式”时，却发现这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极度贫困的静乐犹如一个弱小的婴儿，他要做的是先扶他练习走路，就像保姆一样。这是一项最基础，也是最艰难的工作。他在静乐所做的一切，仅仅在于把负数变为零，即把不正常变为正常，把常识变为习惯，把口号变为行动。

　　他的刚毅，他的学识终于使静乐收起顽固，走出原始。今天的静乐正由晋西北的特贫县开始步入忻州市的“四小新秀”；２００４年贾玉文被省政府授予“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静乐的变迁说明，只要执政者到位，发展才不会错位。

　　当我们困惑于贫困难治时，当一些贫困区的干部以条件恶劣作为自己不作为的挡箭牌时，让我们看看贾玉文给出的是怎样的答案。

　　之二 群众告状成风 干部萎靡不振

　　拔穷根先要定民心

　　山西第一个共产党人高君宇的家乡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静乐，这个位于晋西北吕梁山麓的小县就在山西母亲河汾河畔。

　　然而，这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土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既不安静也乐不起来，极度贫困像魔障一样始终盘旋在它的头上。

　　多年来这里的人均收入、粮食产量以及财政收入，在山西省、忻州市都排在最后。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仅有２．７５亿元，财政收入只有１５１６万元，农民人均收入８８１元，这几个数字大体为全国水平的１／４，全省的１／３。全县一共１４个乡镇就戴着１４顶贫困帽子。用当地干部的话说，在忻州１４个县区里静乐一直是“稳坐第１４把交椅”。

　　上访户堵住县长路

　　静乐曾经是一个屡屡发生“闹剧”的舞台，打解放以来这里就没安生过。

　　就在这样一个巴掌大的穷地方，曾发生过多起闻名全国的重要事件，诸如十年动乱中的“揪三特”冤案，１９８６年的大面积毁林事件，１９８７年轰动全国的大面积中考作弊事件，以及此起彼伏的上访告状。静乐几乎成了中国式内耗的“角斗场”。与政治舞台的闹剧相对应的是，这里的县城房屋乱盖、垃圾乱扔、屎尿乱撒、猪狗乱跑、小摊乱摆、民众乱来。集体上访接连不断，一点屁大的事情都要诉诸于“革命”。当地人说，静乐除了不生产钱啥都生产。

　　很长时间，静乐成为山西省委、忻州市委的一块“心病”。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７日，贾玉文到任的当天，刚刚跨进静乐宾馆的大门，就被一大伙上访者挡住，要看看这位“贾县长”是不是一位“假县长”。

　　３月中旬的一天，一份明传急电送到县里。

　　这是一起由省委书记交办的信访案。案由是这样的：几年前，县营的水泥厂因经营状况不佳，承包给娄烦县一位个体户经营。经营状况刚刚好转，部分工人就向承包商发难，声称要将承包商赶跑。贾玉文上任的那一天，工人将厂部大门上了锁。这期间，数十名工人租用客车先后到省城和忻州市集体上访，省委书记批示限三天解决。

　　贾玉文与书记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但在四套班子会上，一位分管副书记因闹情绪想撂挑子。急躁的贾玉文还没等书记说话就开了炮：你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你的工作无能，还是别有用心，是给我们俩难堪，还是真不想在静乐干下去了？会场的空气顿时凝重起来。

　　贾玉文敢于碰硬的这种作风给静乐阴沉的政治空气刮进了一丝凉风。县委书记也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一场交锋下来，会议做出决定，由县政府发布通告，公开亮出县委、县政府对此次堵厂事件的明确立场，宣布水泥厂后天上午九时整准时恢复生产，无故不到者以旷工论处，当场除名。

　　事情很快得到解决。这一起缠绕不已的上访难题，新班子三天了结，把静乐震住了。

　　就在水泥厂堵厂事件刚刚平息的同时，鹅城镇风沟村延续三年的农民罢种事件又闹腾起来。

　　一年前，治汾工程指挥部在风神山一带建设生态精品工程，搞了１０００余亩机修梯田，当时没有进行生土熟化。本村一个在大同矿务局挖煤的工人想回村当干部，他挑唆村民拒绝下种，造成１０００多亩土地的荒芜，现在到了又一个下种季节，上访农民提出七项不合理要求。在县委、政府的联席会议上，贾玉文旗帜鲜明，提出了分步化解的实施方案。

　　一方面责成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工作组进驻风沟村，与农民代表对话。公安局依法对那位煽动闹事的工人实行拘留。

　　那位工人吓得悄悄溜了。与工作组对话后村民开始接受政府的调解意见，事态平息下来。

　　解决了几起大型上访事件后，贾玉文觉得不能在办公室等告状，他要到下边听听群众的意见。

　　在娑婆村，老党员余八毛对贾玉文说：“静乐有煤，能发电、烧焦炭，有河有坡，能养牲畜、搞种植，条件不差，为啥富不了？还不是人的问题”？

　　在杜家村，他找到坐轮椅上访的杜四则。他是杜家村煤矿的老矿工，井下作业时伤了下肢，前年矿上勉强能发点生活费。可是后来杜矿经营不善，连生活费也不发了。杜四则一气之下就组织了轮椅队集体上访。看着杜四则生活无着的样子，贾玉文鼻子发酸。

　　当天深夜，他找来民政局长，议了临时救济煤矿伤残工人的事。那一夜，他一个人在静乐地图前走来走去，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一个有山有水有资源的地方，怎么就会穷到这个地步呢？

　　贾玉文对县情渐渐理出点头绪：懒惰和愚昧导致了贫困，内耗和腐败消磨了意志，一味求稳怕乱使政府硬不起来，不求进取只等救济让静乐人心颓废。他认为不出重拳，不敢冒险，是不可能激活静乐的。

　　之三:有煤有矿不见钱 有山有水不打粮

　　产业扶贫才是脱贫关键

　　地处煤炭大省，静乐同样拥有十分丰富的煤炭资源，但早些年，煤炭对于静乐不是聚宝盆，而是个大负担。

　　就在贾玉文刚刚上任那阵子，还有一群闹事的队伍，那就是杜家村煤矿的轮椅队。主人都是少胳膊断腿的伤残工人，煤矿一年多开不了工资。贾玉文发现，这些煤矿，百姓和县里得不到多少好处，都肥了个人，全县却抱着金碗讨饭吃。看起来民贫，实际是县困。

　　贾玉文咬了咬牙：把煤矿干脆转让给有经营能力的大老板，让他们一并接管债务，包括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

　　太原的老板董盛云接受了县里规定的条款，签订了合作协议，投入巨资进行技术改造，两年时间就起死回生。煤矿活了，退休人员的工资也得以解决，轮椅队再也不找政府了。

　　一个成功的兼并案，让渡一块产权，带起一个杜家村工业园区。

　　贾玉文从杜家村煤矿由死变活的前后经历中得出一条启示：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静乐的煤炭资源要从整体盘活，就要理直气壮地请来真正负责任的大老板，放手让大企业去经营，再也不能走滥采乱挖、破坏资源、事故频繁、毁坏环境、效益低下的老路。

　　公开招标“卖”煤矿

　　静乐有煤矿２５座，年设计能力在２２６万吨以上，以前的小打小闹，年产量只有五六十万吨，经营不下去，张三包给李四，李四又包给王五，倒来倒去，资源开采没有规矩，国家的税费大量流失，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屡屡发生事故，政府倒成了“救火队”。

　　贾玉文思忖着再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干下去了。他把改制煤矿、整合资源的想法与有关部门的领导交换意见，大家觉得思路不错，可就怕有倒卖资源的嫌疑。他说：“只要能盘活资源，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老百姓，就值得一干！”

　　全县煤炭企业统一改制工作拉开了架势。无论是县办的，还是乡、村办的，都要进行改制。符合条件的，一律实行有偿、有期限的转制，或招标承包，或独资经营，或股份制经营等等，但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必须执行产业规模上档升级的标准，必须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还规定煤矿给所在地的村民每人每年无偿提供１吨生活煤。对那些规模不够、私采滥挖者一律关停。

　　为了慎重，贾玉文先选定杜家村、干连沟两大煤矿作试点。在矿工意见征求会上，两矿６００余名工人举双手赞成改制。矿工们的赞同，给了他底气。

　　干连沟煤矿是一座二轻煤矿，设计能力年产原煤９万吨，长期以来经营不佳，濒临倒闭。贾玉文阻止了矿长曾试图低价转让的想法。他提出公开招标竞标，经过与南方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几轮讨价还价，最后以７１０万元转让。协议规定，对方必须投入２０００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年生产能力要达到３０万吨。

　　短短半年时间，全县２２座煤矿顺利完成了改制。全县改制后的煤矿，陆续注入资金一亿多元，扩大生产规模１００万吨。干连沟煤矿的老矿工王亮寿说：“十几年没见到工资了，大家守着好端端一个煤矿四处讨生活，没想到，这一改制，一夜间领到了几万元的补发工资，咱也成了富人了，贾县长真是能耐人”。

　　白白送掉焦化厂

　　贾玉文在静乐干的最冒险的一件事，就是做主把县政府自家的“孩子”送给了别人。

　　１９９８年，静乐县在上级的支持下，开工建设一项２１万吨焦化厂工程，概算投资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可是上边只投了１９００万元就再也找不到后续资金的下落了。

　　贾玉文上任后的第二个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政府院里传出，县政府把１９００万元的家当白给了太原两家大公司。老干部骂：“这个县长是个败家子。”

　　在四套班子会上，贾玉文说：“零资产转让，是让优质资产与强势企业对接，只靠我们的力量，再有十年焦化厂也启动不了。如果这个决策搞砸了，我向市委辞职”！

　　两家公司注入资金１．２亿元，把原有的２１万吨焦化项目扩大到３０万吨，还新建了煤矸石发电厂，不仅安排了当地劳动力８００多人，而且当年底，就向财政缴税２０００多万元，等于再造了一个静乐财政。

　　焦化项目的成功，凸显了贾玉文的胆魄，不少大企业闻风而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投资热，贾玉文又有了一个更大的设想，那就是根据资源布局和县域煤、焦、电、化产业的区域性发展，在静乐建设三个工业园区，即，碾河东部地区，以县发电厂、水泥厂为依托，建设电、化、建材工业园区；汾河西边借助３０万吨焦化项目和普能电厂，建设焦、电、化工业园区；以杜家村煤矿为龙头，建设采掘、炼焦、洗煤工业园区。就这样，三大工业园区热火朝天地折腾起来。短短两年时间，省内外17家企业入驻，注入资金４亿多元，仅工业园区每年就为当地财政上缴６０００多万元的税金，这相当于他上任时财政总和的四倍。

　　这几年，静乐立足自己的煤焦优势，先后引入一批懂管理、懂技术、有实力的大财团，其中山西同煤集团已在静乐投资上亿元，已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开工，可望在三年内建成一座年产原煤３００万吨的大型煤矿。山东鲁能集团确定在静乐投资上百亿元兴建一座大型火电厂，现在已进入立项阶段，预计几年之后，静乐的财政收入将达到十亿元以上。

　　盘活静乐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得静乐的财政收入由２０００年的不足１５００万元一路攀升，２００５年，静乐县财政收入达到１亿元。

　　一年后，贾玉文在三干会上说：“过去别人对静乐说长到短，依我看，东六县、西八县，最有潜力和希望的是静乐县”。这句话，全体干部足足为他鼓了三次掌。

　　打掉保守找出路

　　静乐之所以穷，不是没有资源、人才，关键是思想保守、观念落后。

　　县发电厂建厂几十年，吃不饱也饿不死。２００３年，贾玉文出了个一厂多策的主意，该厂就引来５０００万元，建起股份制电石厂，全厂产值增加二倍，税收由过去的１００万元增加到７００万元。由过去单一的小型发电走向了集团化经营的路子。厂长王文轩说，不是没有出路，而是我们没有思路。

　　小富即安是静乐人的通病。农民王丙军小打小闹加工小杂粮，赚了几个钱。２００３年，贾玉文四次登门鼓动他养殖、加工、营销一体化发展，扩大规模，把眼光放远。可王丙军就是不敢干。贾玉文经和扶贫办协商，为他解决了５０万元的扶贫资金才把他激起来。如今的王丙军，年收入超过６０万元，而且带富了本村和周边十几个村的百十户贫困户，他们每年都收入在万元以上。群众选他当了村长。他上任后，村里变化很大。王丙军说：“观念更新才能脱贫，我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一个大企业，是贾县长硬拉着我迈出了这一步”。

　　牺牲财政停污企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是省城的主要水源。地处汾河上游的静乐，早年在汾河沿岸建起了各种土法炼焦企业１００多座，因为穷，谁也没有去考虑生态问题。

　　随着省城用水日趋紧张，省政府治理汾河的力度加大，贾玉文认为汾河流域的污染问题该有个了断了。在最初的讨论中，许多人出于对地方利益的保护，不同意关。

　　贾玉文说：“说到利益，我更心痛，作为县长，口袋里有了钱，就能办更多的事情。但是不能光看眼前利益，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该变变了。”

　　一次性把汾河沿岸的１３６座小炼焦企业全部铲除，使静乐每年损失上亿元。这件事让他心疼了好长时间。

　　在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县里提出了“林草上山，米粮下川”的发展战略，配合汾河治理和引黄入晋工程，规划在汾河川建设１３万亩“田、林、路、坝、渠”五配套的高标准农田，以此推进高效农业的建设步伐，同时把退耕还林工程与移民开发配套实施，提出了“百村万人”大移民，将退耕还林后的偏远山村全部整体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公路沿线和河川区域。２００４年又在县城实行了集中供热。为此，省、市专门在静乐召开了现场会，对静乐改善生态环境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之四 拔掉刺头街霸 贯通十里长街

　　县城改造打出政府气魄

　　静乐古称鹅城，明朝时被称作“荡荡佳城”。

　　但在贾玉文接手时，这里却是一幅房屋乱盖，垃圾乱扔，民众乱来的景象。

　　不大的城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仅有的几条“断头”路，下水道也根本不走水，“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上世纪末县里曾着手整修旧街道。刚拆头一家就被拦住，闹了二天硬是没拆成。百姓编了个顺口溜：“城隍、土地、判官，治不了街上的乱占”。打那以后，一说起修街，领导们就头疼。

　　有天晚上贾玉文到县城散步，找不到个下脚处。他越走心越沉：这样的环境，谁还能提起心劲呢？

　　那一夜，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１２个字：“高效率、快节奏、强有力、有作为”。

　　天一亮他就打电话通知城建开会，并嘱咐办公室把政府行为准则１２个字很快做好挂在政府常务会议室的墙上。

　　违章建筑挑战政府权威

　　城市改造，最要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资金，二是拆迁。

　　对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１５００万元的贫困县来说，一下子拿出６００万元巨额资金用于城市建设，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困难。贾玉文没想到县里的筹资方案一出台，境内境外的干部群众热烈响应，慷慨解囊，十几天的时间，就收到捐款５４万多元。

　　死寂了多少年的静乐，这下激荡起来了。

　　拆迁总是一个大难题。因为绝大多数属于违章建筑，这一次是无偿拆迁，对象复杂，搞不好要出事。

　　广场西街口有个卖油条的老户主，人送外号“老油条”。两个儿子身强力壮，占路筑巢，几届政府对他无可奈何。这一次拆迁，老油条的两个儿子故伎重演，迟迟不搬。

　　贾玉文铁了心，说什么也不能下了软蛋。县法院经依法审查下达拆迁通知书后，当天晚上便在电视台公布强制拆迁令。第二天上午，拆迁组进“老油条”的家中观察，发现只留了一台洗衣机。搬出洗衣机，铲车一铲子下去，十几年被非法侵占的９００多平方米的广场透亮了。

　　“老油条”的两个儿子找县长讨说法，贾玉文说，困难我会考虑，无理取闹不行。

　　此后不久，县里转让的焦化厂开始生产，贾玉文安排“老油条”的俩儿子到焦化厂上班，兄弟俩对贾县长十分感激。

　　迎新大街上有座楼，是违章建筑，需要户主拆去一米门面。那位户主说：“谁敢动我一块砖，我就给谁送炸药包。”后来他看到老油条都配合拆迁了，也不再叫板了。

　　不过贾玉文还是对拆迁组说：“我们要有耐心，不能蛮干，既要搞建设，更要考虑群众利益。”他告诫机械组的同志，拆的时候要当心，不要伤到人，尽量减少损失，那些旧砖还有用，要协助群众一块一块拆。

　　饮食公司整个一条街的门店全在拆迁之列，这是职工赖以生存的饭碗，可是面对县里的整体部署，干部职工表现了极大的理解，仅用三天时间，沿街门店全部拆除。

　　从设计、拆迁、施工到跑项目、跑资金，这支队伍表现了惊人的认真负责、惊人的步调一致、惊人的节奏、惊人的效率。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正值静乐县城物资交流会和天柱山古庙会前夕，“三街一场”改造工程胜利竣工。傍晚，华灯齐放，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走向新修的十里长街，涌向宽敞明亮的广场，赞叹声不绝于耳。

　　８月２４日，西林路、政府街、光明路、鼓楼街“两路两街”改造工程乘势而上。紧锣密鼓，只用两个月时间，漂漂亮亮干完了。

　　这五个月，在静乐创造了工程总量、建设总量、工程进度、设备投入、工程投资、拆违力度六个第一，五个月完成的工程量相当于过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总量。

　　城市排污、城市排水、街道绿化、街道照明、安放垃圾桶、设置交通岗、划定摊点区域……小城开始变得井井有条。

　　仅仅半年时间，贾玉文就用一把尊重民意和硬政府的利斧在静乐这块久久板结的土地上砍开一条阳关大道。

　　让民间资本参与市政

　　看着群众热情这么高，县里决定请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建设。

　　县饮食公司经理刘景胜第一个站出来，自己掏了３００万，把迎新大街上的商业招待所改造成一座靓丽的商业宾馆。其他人也接着跟进，一时间，商户联手，宾馆、超市等时尚建筑拔地而起。据不完全统计，仅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间，进入静乐城市建设的民间资本就达１．５亿元，相当于政府前２０年的投入。

　　贾玉文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刷新着这座县城的面貌：第一次建成了太原以北汾河上游段规划最大的桥梁，贯通了十里长街；第一次实现了集中供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公交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第一次建成了文化公园和滨河主题公园；第一次集中完成了县城７条主街道、１５条小巷集中硬化工程，新增道路面积２万平方米……

　　百姓给汾河大桥剪彩

　　静乐县城临水而建，河东、河西两区隔河相望，进城要绕行几十里。冬季人们踏冰走，夏季就靠独木桥，洪水一来，河就成了天堑。

　　在多次徜徉于汾河滩后，贾玉文提出修建汾河大桥并开发建设河西区。

　　大桥通车那一天，河西人就像办喜事一样敲锣打鼓，抬着猪头肉和热腾腾的油糕、豆腐汤，送到桥上。７８岁的穆宝科老汉端着汤，递给贾玉文，说：“你是俺们的好官，这糕和汤是河西几万百姓的心，你趁热吃一口吧！”

　　贾玉文眼角湿了，他接过老汉的汤喝了一大口，有人抓拍下这一瞬间，贾玉文对这张照片爱不释手，放大了一张挂在办公室，他说：“这张照片时刻提醒我，只有给百姓办事，政府才能立得住”。

　　十里长街的贯通和汾河大桥的建成，把静乐县城的面积扩大了３倍。汾河水穿城而过，静乐有了灵气。

　　文化也能变成钱

　　早年的静乐人不仅物质贫困，精神更贫困。县城连个像样的活动场所都没有，也就谈不上什么高雅文化和健康娱乐。

　　办过杂志的贾玉文，是一个颇有人文色彩的人。２００４年，他提议在县城恢复建设东、西牌楼，同时建设文化公园。有人说那是标新立异，与群众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贾玉文坚持认为，没有文化，静乐的脱贫就是无根之木。

　　牌楼建成后，群众说：“这才有点鹅城的味道”。

　　汾河岸边有一片树林，是县城仅有的一块绿地。但是，多少年来，由于没人管理，已所剩无多。

　　２００４年，贾玉文曾经的金融背景给了他灵感。他瞅准西林北边的一块地皮，决定用这块地作为运作资本，建设西林公园。开发收益和建设资金基本持平，政府没花什么钱就把一个漂亮的文化公园呈给了静乐居民。这里建起了全忻州一流的门球场、舞池，修建了凉厅和走廊。人居环境的改善让静乐人不再灰头土脸，每个漫步在公园的人开始感觉到自己像个城里人了。

　　为向外推销静乐，贾玉文瞅准静乐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的良机，把静乐的剪纸精品装裱成画，装订成册，很快就打出了品牌。目前静乐剪纸成了忻州市外事活动馈赠贵宾的首选礼品。２００４年中国第六届民间艺术节上，静乐剪纸又获金奖。

　　有人觉得这都是些务虚的事，白花钱。而在贾玉文看来，静乐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剪纸更是晋西北文化的精粹，既是无形资产，也是很好的文化产业。其他产品也可以借助剪纸艺术之乡的灵气，闯世界。

　　绕路也愿走静乐

　　静乐其实离太原并不远，只是路不好走，到省城２００余公里的路程，至少要半天时间。有一条废弃的古栈道，是一条近路，如果能打通顶多一个小时。

　　为此，他把与这条路有关连的娄烦、岚县、阳曲、太原等几个县市也撺掇起来，共同争取这个项目。省领导刚刚口头答应，贾玉文就立即指示开工。这条立项为康西路的项目，静乐段早建成了一年多，全线通车后，静乐去太原仅仅９２公里。贾玉文高兴地说：“谁说静乐偏了，按时下的经济理论，静乐已进入了省会太原的一小时经济圈了”。

　　从２００１年以来，静乐的交通建设日新月异。人们都说是力度最大、投资最多、修路最长的几年。仅２００４年，全县就新增公路５０公里，全县百平方公路密度达到了３２．５。

　　宁静铁路的开通刷新了静乐没有火车的历史。伴随着晋西北循环线的开通，康西路的全线通车，以及宁白线、忻黑线拓宽改造全线完成，静乐的交通状况已非昔日可比。由于路好不收费，司机们多绕点路也愿意走静乐。

　　之五：一味输血只能把农民惯懒惯愚

　　反贫困重在解放农民

　　静乐１６万人口中有１３万是农业人口，将近一半还是贫困人口。境内沟多、坡多，基本上靠天吃饭。多年来静乐农民就在“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的“羊怪圈”里打转转，早些年物物交换还很流行。

　　不仅农村穷，乡镇也穷，乡级财政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每年只靠年底收农业税时搭车收点小费。就这一点小钱，还闹的乡干部灰头灰脸，常常和老百姓发生冲突。随着县域经济状况的好转，县财政收入略有增加，贾玉文就首先想到了农业税。他和财政局的同志讨论多次，最终根据财力作出了分两年减免农业税的决定：２００３年减半征收，２００４年全免。这一决定经常委会讨论后向社会公布，当年全县农民每人减负４７元。２００４年，过去落在农民头上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一律免除，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破天荒地成了全市为数不多的（当时仅有三个县免征农业税）零赋税农民。

　　但仅靠免税是不够的，还得琢磨增收。贾玉文发现静乐没有一个塑料大棚，县城吃菜居然靠忻州、太原供应。２００２年，他带着一批农民到自己的老家河曲学种蔬菜，不久后就在几个有条件的乡镇扎起了２００多座蔬菜大棚，菜农一年能搞到２万多元。

　　河川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引发了静乐农民种植观念的改变。县境八大流域的农民，各自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特色种植，五家庄连片搞起了地膜西瓜，段家寨、闹林沟十几个村联手搞起了玉米制种，全县玉米制种最高时上到三万多亩，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有统计数字表明，静乐农民靠调产和特色种植，收入增加了二成，同时也催生静乐农业由封闭走向市场。

　　此时，贾玉文又看上了绿色农业的无限商机。他把静乐的小杂粮翻来覆去摸了个够，接着就生出建设优质小杂粮基地的主意。根据地理、气候条件全县辟出十几万亩种植区，全种上了莜麦、豆类，接着又进行加工转化并鼓动农业部门申报、认证了绿色产品。

　　如今，静乐从事小杂粮加工转化的农户从２００１年的２户发展到近１００户，以精莜面、精豆面为主打产品的本地绿色食品端上了山西和西北三省人的饭桌，有八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每年农民从加工转化中获利３０００多万元。

　　把静乐人“撵”出去

　　走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你只要吼一嗓子“谁是静乐人？”立马就会有许多个后生应答。在这条大街上做保安的，就属静乐人最多，平均每四个里面就有一个。

　　可过去的静乐人胆子小，很少有人出去打工。

　　一个静乐籍的工头在广州揽了个建筑工程，安排人到家乡组队伍，都嫌累和远不愿去。该工头从广州给贾县长发了个短信求援。贾玉文到几个村一看，年轻人都在打麻将。他连哄带吓唬逼他们并威胁说：你们年轻轻的不出去挣钱在家赌博，限你们三天出发，否则我让派出所抓你们。那些小伙子吓坏了，打起铺盖就走了。一年后每个人都揣着几千块钱回家过年，还给县长发短信拜年：谢谢啊！

　　“撵”走那批年轻人后，贾玉文想到要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劳务输出。因此建劳动介绍所，设信息网络，各乡镇成立劳务办，并通过培训，创出静乐“劳务品牌”。

　　贾玉文有句口号：输出一人，富裕一户，带动一村，影响一片。如今静乐劳务大军迅速增长至４万多人，每年创收近亿元，有不少人返回乡里创办实体。２００３年除夕夜，贾玉文收到一条短信：北京的静乐打工青年祝贾县长春节愉快，是你让我们了解到了外面的精彩，是你给了我们应有的活力，你是静乐人民的福星！这条短信贾玉文一直舍不得删，保留至今。就在今年春节前夕贾玉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农民给他的拜年短信也仍是一个接一个。

　　山外的农民先富起来了，但大山里头最穷苦的农民怎么办。国家从２００２年实施移民开发以来，贾玉文加大力度，建起不少移民新村，并发动全县各部门帮助更多的农户移出大山，走出贫困。目前已移出５１个村、１０００多户、５１６０人，基本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省、市先后两次在静乐召开现场观摩会，推广其移民开发扶贫经验。贾玉文到任时有１３万贫困人口，现在剩下６．８万人，消灭贫困人口近一半。

　　对话对出三千万

　　在静乐，农民对着县长发牢骚是很正常的事。他们想得到“县长大人”的手机号并不难，因为，贾玉文一到任就把自己的号码在报纸上公布了，基本上全天开机。即使是个普通农民，有了问题都能直接给他打电话，不过为了省钱，大家更多的还是给他们的县长发短信。

　　在静乐，与各阶层公开对话成为贾玉文的一种习惯。有人不理解，许多当官的见人见事就躲，你还主动招惹他们。贾玉文说：“你不跟他们对话你咋知道哪些事该做不该做”？

　　２００５年春节，贾玉文来到五家庄村，召集乡镇干部和老百姓进行对话。他对大家说：“不要有顾虑，想到什么就直说，不要怕难听，我就是来听大家骂的。”

　　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说啥的都有。有个农民说买了手机不能打，用移动公司的电话，人首先必须移动，要拿上电话去山顶上打。这场对话被《山西日报》整版刊登后，山西移动公司的老总高步文第二天就带队亲赴静乐实地考察，现场拍板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建１００个基站。

　　老乡们说，对话对出了３０００万元，真是神了。

　　半年后，能打电话，能上网，能收看有线电视的“三网合一”新玩意在静乐变为现实。

　　有一年腊月，贾玉文了解到还有一些农民过春节吃饺子都用不上精面粉时，批示民政局和粮食局，立即组织调运３０万袋精饺子粉，给全县３．４万户农民每户一袋。去年又扩展到全体教师、下岗职工、环卫工人、乡镇卫生员等，从此每年都给。老百姓说：“这是政府给咱送的年夜饺子。”

　　之六：多一个学生就少一个贫困户

　　投入教育就是让学校截住贫困

　　说起教育，静乐有过一次在全国出名的经历。那是１９８７年，在该县组织中考与阅卷时，发生严重的作弊，致使当年中考无效。

　　在这里，读书是人们摆脱贫困最好的出路，而在积弱的教育条件下，要想考出好的成绩，作弊就在这个特定时刻成了一些静乐人投机的选择。

　　作弊案的背后，是静乐有苦难言的教育贫困。２０００年，全县有８０％的农村小学达不到“三配套”；有近一半的初中生中途辍学。山西省有１１个“普九”未达标的县份，静乐就名列其中。

　　教育规划岂能只做三年

　　贾玉文当过老师，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情结。每到基层，他总要去学校转转，看看学生的伙房、宿舍和教室。一次在去杜家村后山灭火时，他发现一个１５岁的孩子上不起学，立即写了个条子，让家长去找康家会中学的校长，那里办有全省有名的“特困班”，两免一补。

　　这件事对贾玉文触动很大。他提出要拟定一个“教育规划”，虽然有人说定个三年规划就行了，但他却要把这一时间表延长为十年。

　　在政府会上，贾玉文提出改善农村校舍的设想，教育局摸底回来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全县竟然有１００多所学校急需改造，如果全部改造需要资金１６００万元。而当时的财政，一年只有不到２０００万。

　　难也得做。发动捐款，向上要钱，县四套班子成员包点包片，机关、厂矿包学校，乡、村包投工投劳。仅仅７个月的时间，全县一次性改造农村危房校舍１０８所，投工、投劳、捐物共折价１６００万元，使静乐农村基本告别了危房。县城原来只有一所高中，两所初中，由于办学条件差，管理不好，学生大都外流。老百姓编的顺口溜说：“西树林没圪针，一中没学生”。因此政府加大投入进行改造，很快就提升了县城学校的档次。

　　但仅凭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贾玉文想到还是要以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办学领域。在他的过问和帮助下，县致远中学开设了高中班，君宇中学扩大了办学规模，同时民间筹资２０００万元，新建了股份制新三中，使县城初中入学率由过去的４５％上升到了９５％。

　　为了激活教育资源，他倡导由政府设立教育基金，推出五项大奖并定于每年教师节重奖有功之臣，而且每年还召开庆功会，奖励中、高考优秀学子。仅此一项，政府每年要拿出５０万元。

　　为了留住教师人才，县里规定本科生回来愿意当老师的全要，专科生考试录用，师范生直接安排，每人还给３０００元安家费。

　　而末位淘汰制又使得全县数千名教师不敢懈怠，三所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抢生源、比质量，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

　　过去高考排名，静乐总是全市倒数第一。２００２年就进入了前八名。中考排名，民办的致远中学连续三年稳坐全市３７４所中学第一把交椅。静乐高中也成为全市四强之一。２００５年全县高考一本有１０４人，二本、三本共有２１０人。

　　如今，附近县城的孩子都慕名到静乐来求学，他们说：“静乐教育收费合理，管理好，教学水平高，而且环境也很美。”

　　学校条件改善了，但贾玉文最关心的还是那些困难学生。杜艳花的父亲因车祸落下个半身瘫痪，孩子该上高中了，学费没着落，贾玉文亲自安排杜艳花免费进入一中。听到杜艳花考上大学后，贾玉文很高兴，而且也想到了她的学费。当年，包括杜艳花在内的１２名贫困家庭的学生，每人领到了政府资助的５０００元学费，高高兴兴上了大学。

　　杜艳花进校后给贾县长写了一封长信：“在静乐人民心中，你是一位好官，在我的心里，你就像我的父亲……”贾玉文看到信纸上有很多泪点点。

　　这几年教师工资纳入地方财政，由于静乐财政压力大，许多人在招聘教师上持反对意见。贾玉文说：“什么都可以省，惟有教育不能省。”

　　在全县最偏僻的赤泥洼村有个小女孩叫李会芳，因父母有病，家中生活没有来源，她中途退学了。贾玉文通过希望工程救助会芳读完了中专。中专毕业后，会芳回到了她的家乡教书。后来她又去考上教育学院，但却拿不起学费，她又一次向县长求援，贾玉文资助她完成了大学学业。会芳毕业后，谢绝了县城学校的聘请，再一次回到小山村去教书。有人说她傻，会芳说：我回来就是想报贾县长的恩。

　　以贫济贫 干部包扶贫困生

　　如何救助失学儿童，２００４年静乐采取了一项“以贫济贫”的工程。原本并不富裕的全县干部职工尽可能地拿出钱来对这些孩子进行帮扶。副科以上干部实行结对扶贫救助，正科以上实职干部每人至少包扶一名失学生；一般干部职工和企事业单位捐资助学。

　　在静乐几年里，贾玉文一个人就资助了２０多名失学儿童返回了校园。一有机会他就鼓动企业老板为孩子们做点事，在他的感染下，好些在静乐投资的老板，都伸出了友爱之手，结对帮助学校，帮农村改善办学条件，有个老板扶助了４个贫困孩子，包到大学毕业。

　　静乐二中校长王喜元积劳成疾，因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开完他的追悼会，贾玉文就安排每年给全县教师体检一次。

　　２００５年，全县“普九”攻坚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有一次，他一个人悄悄下到基层，发现实际情况与汇报内容不符，立即在现场组织学区开会，骂得很凶：“狗日的，你们当是哄我呢，是在日哄老百姓，再搞假动作，给我滚蛋。”事后，县、乡、村校赶紧补救，再不敢马虎。在接受省市验收时，一次性达标。

　　老人大常委主任姜栓堂建议为早晚上自习的娃娃们延长路灯开放时间，第二天就立竿见影。这五年，静乐的每一个变化就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上开始的。老教师王砚说，静乐的变化来自于干部的信心，来自于群众的内心。

　　而贾玉文的信心则来自于他的勇气和决心，他告诉记者：一个县长在一个县里还只是个二把手，你的发挥空间某种程度上讲是市委、县委给你的。在这点上他说他是幸运的。

　　从骂官到夸官，从上访改贺年，贾玉文把在静乐与贫穷博弈的感受称为“五年之痒”。

　　之七:贾玉文印象

　　■本报记者 张鲜堂

　　今年两会期间，山西省长于幼军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到，内陆地区落后的原因之一是战略家多，战术家少；喊口号的多，实干的少。

　　而贾玉文的特别之处也就在于实干。

　　静乐是个没人愿意来的地方，有几个县领导都是哭着离开的。干部们说这里是不适合做官的地方。而贾玉文却在晋西北这个荒凉的大山里一呆就是５年。

　　这五年，贾玉文有过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也有过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亢奋。他说这五年他体验的是极端感受：知识与蒙昧的对决，财富与贫困的较量，勤奋与懒惰的博弈，解放与保守的冲撞。

　　贫困是静乐最大的县情，反贫困就是政府最大的政务。五年来，经济学的知识积累给了他挖掘财富的思维，穷苦出身的背景给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理想主义的情结给了他执政的胆气。他锋芒毕露，说话快言快语，难免伤人；他喜欢野马，不喜欢毛驴，决策很快，行动也快，人们称他的政府为“野狼团”，但偶尔也因急躁而出错。而在他看来，不敢惹人的政府是软蛋政府，四平八稳的干部是保官干部。他说，一个县长充其量也就是个二把手，想混事很容易，上边有书记顶着。想做事也不大容易，没有书记支持你也踢打不开。好在我是个业务干部，只关心如何把事做成，对其他心无旁骛。

　　贾玉文颇有经营头脑，对市场经济得心应手，他在煤矿改制，盘整资源，资本运营，城市改造，发展民企上的几个动作，北京专家看后都觉得手笔不小。

　　他对教育的重视几乎到了偏心的地步，有人说这跟他当过老师有关，他也从不避讳这一点。他说他在看《走向共和》电视剧时，看到日本首相把中国给的赔款全部投入教育触动很大。他深知，所谓贫困说到底就是知识的贫困，教育的贫困。他常常思考国家多年来扶贫方式的局限，他在静乐探索的也正是如何让等靠要的贫困者走向自我崛起之路，他培训农民，细到告诉他们要刷牙。他用威逼利诱把那些打麻将的年轻人撵出去打工，不是为了转嫁贫困，而是让他们学会自我生存。他用有限的财政改善乡镇卫生院的设施，发动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是怕他们因病返贫。他把难于通水通电通路的山庄窝铺的农民移出大山，是想从根本上断掉他们的穷根，变输血为自我造血。

　　静乐离最终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好在走开了，这五年的变化提起了全县人的心气，有了心气就有了希望。而贾玉文为这个希望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把静乐当作一个很好的研究标本，说这五年其实是在做一篇“反贫困”的大课题，目前还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他说他还有很多问题没理清，为此他报考了设在清华的“美国北弗吉尼亚大学ＭＢＡ硕士班”，还同时在清华“资本运营高级总裁班”听课。同学们选他做班长，一节课他都没拉过。

　　从静乐到北京，从课堂到农村，这几年，贾玉文就在这理论与实践的两个节点上穿梭着。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