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公开发布的2005年年报摘要显示，农行净利润10.44亿元人民币，较2004年20.03亿元大幅下跌48%。

　　最近，业内传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向国务院陈述了“央行版”中国农业银行改革方案。

　　央行版农行改革方案分两套。周小川在陈述时，倾向于两套方案中的“分拆方案”；另一套方案据称与其他三家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差异不大。根据“分拆方案”，将撤消现有的农行总行，以省为单位设立总行。据说，这套方案最终获批的可能性很大。

　　有业内人士指出，分拆方案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此前央行主导的农信社改革的成功，即将农信社交由省政府管理，中央和地方AA制承担改革成本。

　　农行的反弹

　　农行改革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难啃的骨头。农行有关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农行1979年恢复设立后经历了分设农发行、“行社脱钩”(农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变迁，至今仍承担着扶贫专项贷款、小额农户贷款等政策性或准政策性业务，而仅这些业务带来的损失就以千亿元计。所以，农行是四家国有银行中职工人数最多、机构网点最多、历史包袱最重、经营状况最复杂的一家。

　　农行曾经提交过三次改革报告，分别提出了8000亿、9000亿、1万亿的国家注资计划。农行的改革方案大体与其他三行模式类似，也是成立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剥离呆坏账，补足资本金等。

　　对农行而言，这样的方案是无需伤筋动骨又能享受政策优惠的最佳方案，但却迟迟未获批复。农行副行长韩仲琦表示，从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至今，农业银行从来没有收到有关部门否决农业银行股改方案的消息，而每次上报的方案也都是在上一次方案基础上的完善。

　　“分拆方案”遭到了来自农行最强烈的反对。农行行长杨明生公开驳斥说，将农行分拆成几个小银行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这种安排和研究，这不符合农行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农行如果要上市，那是整体上市，而不是分拆上市。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分拆一下子将产生出30家左右的省域银行，由汇金公司逐一完成注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可能会影响农行股改的速度。

　　“分拆方案”显然面临着来自农行总行最大的阻力，取消农行总行架构，将意味着目前农行总行的工作人员面临下岗或分流。据悉，农行正在积极避免被分拆的可能，在获知“分拆方案”后，加紧制定了自己的最新版改革方案，这一方案是将农行集团化，并实现整体上市。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本刊说，整体股改也不是不可以，但农行需要拿出充足的方案依据。

　　反对“分拆方案”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农行的历史使命，业务延续。反对者指出，目前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只有农业银行触角遍布全国甚至海外，如果进行分拆，将给农村金融服务带来严重问题，起码在汇兑方面，县以下为农村商品流通进行资金汇兑服务的主要依靠是农业银行。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个理由是可笑的。难道农行不在，农民就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吗？相反，如果政府放松准入管制，民间金融机构马上就能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钟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农行并非如其所说的大部分业务集中在农村，县以下的农行分支就该撤掉，县以下的金融服务有农信社。在钟伟看来，农行难以发挥支农主导作用，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体制内惟一的支农金融机构。

　　分拆的理由

　　分拆农行，近年来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有着不同的版本。譬如，按区域分拆成若干个中小银行；按政策性业务和非政策性业务拆分，把农村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和农发行合并；按照业务拆分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组建农业信贷银行和农行股份公司，后者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等等。

　　提出分拆方案的专家们认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毕竟主要从事城市地区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相对小、城市间差距亦不明显，可以整体改制，农业银行改革却不能回避整体改革与部分改革的问题。

　　而且，针对自身不良资产较高的情况，农行也提出过分拆的股改方案，总原则是把全国分成四个大区，然后分别单独处理。

　　近两年来，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一直热衷于农行分拆方案的研究。在他看来，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改革都是单一目标的，即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它们在改革中普遍采取了撤消县域营业网点、收缩基层业务减少基层人员，缩短经营管理链条并将业务重点集中于大中城市等一系列做法。

　　但是，其他三家银行的做法农行改革却难以效尤。如果县域地区的基层网点和业务都撤消了，谈何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但如果在不收缩基层、不缩短经营管理链条的情况下进行整体股改，农行能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吗？

　　郭田勇对本刊表示，兼顾农行改革中的二难选择的关键是经营管理重心下移，实际就是农行地方化。郭指出：“我并不认为地方化有什么不好，中国的地方性银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且，农行按省分拆股改后也并没有完全地方化，因为中央政府注资后将会在各家银行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准确地说，分拆后的各家银行是国有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到底有多少呆坏账

　　在业内看来，农行股改有两大难题。一个是有关决策层把农行界定在“农村金融”体制框架内。

　　根据“十一五”规划，农行改革将作为中国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部分进行。银监会负责监管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曾透露，农行的股改方案还在修订中，其方案依然将作为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构架。

　　所以，业内认为，在由央行主导的农村金融总体改革方案出台前，农行的股改方案很难正式启动。

　　参与撰写农行股改报告的一位人士向本刊透露，农行改革既要考虑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要求相符，又要考虑到农行与农村金融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国家有时把农行当作商业银行看待；有时又把农行当成了政策性银行。这种经营目标的多重性，使得改革错综复杂。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财务重组难度大。在业界看来，农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包袱巨大。据推算，农行财务重组需注资700亿美元，这超过其他三大行的总注资规模。

　　从银监会的相关数据来看，2005年，农行不良贷款高达7400亿元，不良贷款占比达26.17%，居四大行之首。因此业界普遍认为，如果按目前农行希望的，由国家一次性弥补历年的损失，补足资本金，完成财务重组，那造成的结果就是最差的银行获得的最多。

　　此外，在农行的年报中，一些基本的统计口径仍然模糊不清，比如何为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业务在农行到底占多大的比重？农行在商业贷款与政策性贷款的划分上的模糊态度，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非议。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农行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注资，进而将一般商业行为产生的不良贷款当做政策性亏损冲销掉。钟伟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些东西是要分清楚的，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农行改革只能遥遥无期。”

　　因为信息披露的不完整，农行公布的年报数据的真实性也令人质疑。农行自2001年以来公布的不良贷款总额，大体均在7000亿元上下波动。业界一直流传农行存在着关于不良贷款的“第二套数据”，而真实的数字究竟是多少仍不得而知。

　　在这期间，农行的贷款总额却在不断增大，从2002年初到2005年9月，农行的贷款增加了11400多亿元，居四大银行之首。贷款的增加让农行换来了不良贷款率的暂时下降，但这样的技巧却掩饰不了其中隐藏的风险。有业内人士评论说，农行计算利润可谓“独树一帜”，罗列经营利润、营业利润、净利润、税后利润等各种概念，力图展示农行近年来盈利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形象，但从未交待所谓经营利润的含义和构成，而事实上这也并非会计制度里通用术语。

　　央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对于农行来说，首当其冲的仍然是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披露问题，其次是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较为科学和严格的划断，最后才能考虑如何以商业银行的要求来探讨财务重组和综合改革的可能性。

　　尽管高层曾多次表示，银行改革需要花钱买机制。但是，农行巨大的债务还是令汇金公司犹豫。此外，汇金公司也担心农行如此庞大的体量不利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更何况农行资产与体制状况如此复杂。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