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几年前招考公务员的口子一经放开，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盖过一波的公务员报考热。有数据为证。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考10282人，报名人数近百万，其中通过了资格审查的50多万。

这意味着，有资格参考人员平均被录用的机会不超过2％。2005年全国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共57万，录用机会不到3％。如此蓬勃之势令人咋舌。

　　认真思考这个热点，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公务员收入过高使然，而这可能会分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对于经济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还意犹未尽。因为，我们其实更应该关心公务员热的“经济效应”：更多优秀的人才成为公职人员，对经济增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一种乐观的视角是，大学生热衷于公职能有效地提升公务员的素质，提高政府服务于经济的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在俄罗斯开始转型之际，政府聘请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施莱佛等人作为专家顾问并设计了相关的改革政策。根据他们的观察，转型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在经济增长绩效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本更新得很快，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罕见的兴趣；而转型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官员结构与转型之前实际上并无二致。

　　显然，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当感到满意。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强调公务员热的负面蕴涵。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时，他们将会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报酬的职业。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并且显然也能够用于中国的现实。

　　就能力而言，有些人天生具有一些禀赋上的专长，比如“猫王”的歌喉、汤姆·汉克斯的演技或者是刘翔的速度等等。这类人才的特点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几乎是给定的，很难变换。最近有报道说，离开了聚光灯之后，曾经的世界摔跤冠军现在只能在洗澡堂里帮别人搓背。其转业成本之高可见一斑。然而，大多数的人才并不是拥有某种突出的专长，而是有较高的智力、坚强的毅力、并善于学习和控制自己。这些品质对于绝大多数工作都是重要的，并能够帮助他们出类拔萃，因而，这类人可以选择的职业更加宽广。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第二类人才最终选择何种职业具有重要意义。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理论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他问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独步世界，为什么后来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有趣而重大的问题激发了很多的研究努力。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倾向于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出答案。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尤其是在宋以后，社会的智力精英都被吸引到钻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之中了。可问题是，这些“知识”对科技进步几乎没有任何边际贡献，相反，商旅贾人则被贬为钻营小人，创新发明则成了“行而下”的雕虫小技，这些职业长期以来为贤达所不齿。显然，科举造成的人才配置的严重失当应对中华文明的由盛转衰负相当大的责任。

　　联系到上面这个故事，仔细想来，我们就很难乐观起来。把它说白了就是，大学生争相从政，可能意味着类似的人才配置的扭曲。

　　虽然，政府提供的服务对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是，总体来说，政府部门的活动不直接创造价值，而对社会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政府的活动通常不直接增加整个蛋糕的规模，而是社会蛋糕的消费者。

　　容易想象，社会最优秀的人才选择进入政府部门还是成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对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意义是有明显不同的。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越低。因为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因而，我相信，如果政府部门集中了过多的社会优秀人才也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总结起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可能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这样几个负面影响：首先，如果一定时期人才的规模一定，公务员热意味着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才会相应减少；其次，高收入支撑的公务员热需要税率的提升来维持，这将导致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再有，人才向政府的转移会阻碍推动技术进步的智力投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