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直言：虽然1~4月份的全国财政收入超过了1.5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2%，但是他却感到存在问题，尤其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问题。

　　我国的财政收入1999年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可是在去年就已经突破3万亿元大关。在经历了连续几年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之后，人们对其认识早已不再局限于总量的提升，而是更多地将目光转移到财政收入增长的结构合理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上来。显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背后是与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的不相适应。

　　首先，从总量上来看。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考虑合理的消费－积累比，财政收入的增幅应与宏观经济的增幅保持大体一致，两者不应偏离太多。以现有的数据来看，1~4月份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在8%~10％之间，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1%~2%，财政收入的预期目标仅为14%，但实际的财政收入增幅竟然达到22%。考虑到职工工资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的高幅增长率从总量上来看，已经大幅偏离正常的消费水平，即使考虑到转移支付的效应，也会大幅影响企业的积累能力。况且我国尚处于经济的高速成长期，积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从结构上来看。地区间的财政收入增长出现极大的不平衡，部分地区增幅甚至出现逾50%的情况，如增幅最高的两个城市———厦门和深圳分别达到51.8%和45.1%。这些地区的经济背景均为局部过热，产能过剩与房价飞涨是其中的主因。

　　换个角度，从税收调节经济增长的职能来看，财政收入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吻合本身即反映其调节职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税收制度与税种结构的不合理。前者堪称为当前税收体制改革的攻坚堡垒，主要有内外资所得税合并、增值税转型等等热点话题；而后者则涉及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及对经济过热抑制的税收政策支持。

　　目前，所得税和增值税已经占到了全国税收收入的75%比例，因此这两个税种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当前热议的“两税合并”，即内外资所得税一致化改革的环境已经相对成熟。外商投资中国的首要目标已经从过渡性优惠政策中转移；增值税所代表的特点是“全覆盖、全链条、全抵扣”，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而中国的增值税条例不够规范，漏洞很大，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的。

　　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也为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考虑到税制改革中两税合并对外资的“增负效应”与增值税转型的“减负效应”相互抵消，税收制度改革可以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推进两项改革，在推动税制改革的同时，稳定宏观经济增长，收到“一石二鸟”之效。

　　另外，财政收入的巨幅增长也催动了财政体系改革的合理谋划。用通俗的话来说，收入多了，更应考虑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财政体系改革更应注重社会和谐发展与把握科学发展观。前者主要体现在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如失业与医疗保险制度）与提高社会大众对经济增长的满意度、建设和谐社会上；而后者则集中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立节约型社会上。

　　具体来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首当其冲是建立科学的预算收支科目体系和相应的监督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体制建设、文化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主要体现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上面，优先发展的产业应获得国家税收和财政补贴方面的强力支持。

　　当前中国的财税改革，需要在税制改革、预算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同时突破。税收工作的重心不仅是筹措更多的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回归原有的调节经济功能。此时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待何时？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