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林是湖南衡阳市的律师，年初他在工作中发现本市某房产开发公司有鲸吞国资之嫌，于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向该市国资委反映并要求调查，但这一诉求被该委以“工作繁重”等理由拒绝。一怒之下，罗秋林一纸状书将该委告上法庭，要求衡阳市国资委确认原告对国有资产占有的份额，查处他反映的情况。罗接受采访时称：了解这个“份儿”并非想拿走，而是可以了解明年这份资产是少还是多了，由此可衡量管理部门是否尽职尽责。（6月6日《中国青年报》）

    很多人认为“确认个人份额”这一诉求很不可操作，一方面国资构成非常复杂，很难核算到个人身上；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想拿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国资，那么国资就不存在了———对于这一点，我认同一位专家的观点：提出国有资产个人份额的问题只是一种表象，问题的实质是公民对全民所有资产个人权利的一次追索。

　　全民所有制下，“确认个人份额”的要求确实很极端，但提出这一极端并非源于公民的刁钻和功利，而是折射出公民对国资的所有权焦虑：由于从监督、管理、受益等方面无从驾驭“全民所有”，“全民所有”缺乏权利表现形式，所有权焦虑中的公民很容易想到“确认自己那一份”这个原始但却可靠的占有方式。

　　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代表全民占有和管理生产资料、全民分享成果的制度形式，产权是共有的，这种“全民所有”不可分割为“每个人平均占有一份资产”，分割到每个人身上的话那就是私有化了。但以新加坡的方式，产权中的收益权确实平摊到了每个国民的头上。当年苏联和东欧转轨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私有化，把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在全民中进行平均分配，在起点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捷克采取的是证券私有化，政府把大中型国企进行估价分股，然后投入到市场上供全民以投资券进行选购；俄罗斯也通过证券把国有资产“分”给了大众。

　　既然我们坚持全民所有制，国有资产就不能进行这种“确认个人份额”式的私有化分割———体现“全民所有”不是一份份平均份额的私有产权，而是集体性的监督权、受益权以及对资产管理者的批评、建议权等等，有权对国资流失进行监督、对国资流向进行质询，有权分享到国资利润，有权享受廉价的公共产品。问题在于，我们的“全民所有”在产权的管理与收益分配方面的权利诉求方面是虚置的，当一个公民发现国资流失迹象并想保卫国资时，发现根本缺乏权利伸张的通道，于是只能想到“确认个人份额”这个原始、本能并无奈的方式，这是公民对全民所有资产个人权利的一次追索。

　　公民对于国企产权虚置除了表现在面对国资流失时的无力外，还有：垄断企业一次次涨价，国资委有关领导在国企不分红的情况下，还在说“国企是全民的，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社会作贡献”这样的套话。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