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山大学一课题组发布《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对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大经济带的低端劳动力的生存状况进行抽样调查，分别选择了“首次择业花费的时间及所需的费用”、民工每周的实际工作总时间、每周加班时间、平均工资以及加班工资、拖欠工资率、劳动期间的人性化对待（比如是否“限定吃饭时间”）等指标，进行量化比较，最后发现：珠三角民工的生存状况略逊于长三角。

　　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区竞争力比较一直是区域经济学最热门的话题，可以说，这两大重要地带（再加上 京津冀经济圈）几乎主宰了中国GDP增长的速度。根据发改委网站的数据，2005年，长三角实现GDP 33858.55亿元，珠三角18116.74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7.2%、9.2%和9.3%；长三角GDP总量是珠三角的1.87。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分别为3088.14和3312.02万元/平方公里，珠三角单位国土面积产出是长三角的1.1倍。在财政收入上面，2005年长三角地方财政收入3190.06亿元，珠三角1218.47亿元，约占全国财政的21%、8%。另外，在利用外资方面，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63.33亿美元，珠三角115.83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4%、19%。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长三角固定资产投资13747.33亿元，珠三角5131.47亿元。

　　从经济总量上看，长三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强势崛起使得原本是经济改革先锋重地的珠三角稍感吃力。由此引发的珠三角失去竞争力和是否失去竞争力等唱衰以及反驳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无聊的被假想出来的地区竞争学大行其道，成为一时的显学。实际上，当今最出色的地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年轻的城市经济学大师格拉瑟（Edward L. Glaeser）都证明了，城市带的竞争根本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综合了路径依赖，规模报酬递增，集聚效应以及正反馈循环等规模的复杂过程。应该给经济带和城市竞争力写一份悼词，让那些讨论如何保持地区经济优势并动用政府财政实力来维持地区竞争力的宏观学者们都滚蛋。

　　但是，毫无疑问，比较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流动和自由度的比较是异常重要的微观课题。格拉瑟的著名论文《Reinventing Boston: 1640-2003》，通过分析美国城市波斯顿的数度衰落然后数度崛起的故事，证明了一个宽容对待劳动力进出、重视劳动力培训的城市（他称之为“Skilled City”） 有着永恒的重新追赶的优势。伟大的城市群拥有一些共通的美德，即对移民劳动力自由度的热爱，加大劳动人口培训的投入必然会导致产业升级和城市聚集度的增强。

　　中山大学发布的《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给予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说珠三角相对长三角而言稍有不足，是否是珠三角更偏离上述规律一些？

　　在低端劳动力（民工）流动的自由度上，就直观而言，珠三角的“暂住证”制度势力的强大似可以佐证它略逊长三角。实际上，长三角一些地区正在酝酿和执行对农村人口最大限度的“并轨对待”，而不再固守二元分裂的人口定势。

　　格拉瑟在他另外一篇著名论文《Cities, Regions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port Costs》提到了当今世界以及国家内部区域里一种危险的趋势：移动货物的成本在大幅度降低，但人口移动的交易成本（不仅包含着人口的旅费支出，更重要的是包括人口在这个区域经济体制内的歧视性的移动交易费用）却居高不下。美国最近的移民法律加大了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的成本，而一些转型国家的国家内部居民的居住法律也有一种强化土著和外来人口“双轨”模式（他们的理由是大城市承受不了这么多外来人口）。从格拉瑟提供的角度观察，无疑长三角的人口移动会比珠三角更自由一些，一个简单的例子：珠三角的民工荒比长三角更严重。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因素是资本的属性。珠三角是中国最早对外引资的地区，早期进入珠三角的FDI都是一些劣质资本（即FDI的外溢效应不强，例如技术变迁，管理知识的扩散），大部分来自港台制造业（也有一些改头换面注册在维京岛享受外资税收优惠的本国民间资本），他们经历了本地区残酷的制造业资本竞争之后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他们总以为中国低端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根本没有预料到民工荒），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型文化。这种资本的属性构成了路径依赖，而一直流淌到现在，形成了庞大的珠三角制造业资本主流意识。相比之下，长三角因为引资稍晚，同时在大政府主义下更看重的是欧美日本等“大资本主义”下的FDI，这些FDI的外溢效应更强，同时，至少它们比港台资本较远离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长三角从人性的角度看，也是相当野蛮的。

　　全中国就在这种野蛮中亢奋地发展着，这是所有的城市群和一代人必然的命运。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