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混乱，使得国资委的许多动作常常引起人们的猜疑。近日，国资委公布了《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其中，对某些职务消费“可以探索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有关表述，立即引来了“变相提高企业领导人薪酬”的指责。

　　尽管对“可以探索实行”的货币化改革，国资委也给出了许多前提条件，例如，可以进行货币化探索的，是指那些“经常发生、用途明确、标准易定的职务消费”，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标准，“应根据企业实际和职位特点，参照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做法，与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统筹考虑，合理确定”，并且，“不得高于货币化改革前的费用支出，不得变相提高企业负责人的总体薪酬水平”。但这些“前提条件”，除了两个“不得”稍具意义，其他全都模棱两可。

　　“可以探索实行货币化改革”的职务消费，是否有可能演化为变相提高企业领导人薪酬”？尽管一时还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可比较明确的却是，这种“变相”的风险极高。例证则是，国资委此次出台《指导意见》，并要求央企务必在今年年底前把规范职务消费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从2007年起严格实施”。媒体的说法，竟然是源于国资委对央企职务消费改革进展缓慢“失去耐心”———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中央企业在规范负责人职位消费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上看，多数企业没有针对不同岗位的需要以及不同消费项目的特点，制订全面、完善的管理制度；多数企业负责人职位消费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少数企业还存在着负责人职位消费项目杂乱、支出随意、管理失控的问题。

　　国资委一向给人以“强势”的印象，但如此“强势”，却连门面上的规章制度都难以顺利推行，那么，面对“变相”这样的对策“艺术”，《指导意见》又能发挥多大的指导作用，的确让人产生疑问。

　　更何况，国资委近来给人的印象，已经偏离了其自身名称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成为“央企”利益代言人。

　　成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当“股东”而不当“婆婆”，是国资委近期努力的角色转换，也是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方向。但国有资本的属性，在目前的治理结构以及理论框架下，却无法绕开“公共性”这一根本问题。就如同国有资产并不必然为全体国民所共有一样，做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也不必然意味着国企的“公共性”就得到了加强。相反，在行政监管和市场主体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互换身份的情况下，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和“央企”的利益代言人实际上往往一回事。

　　当然，股东和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明晰的产权边界和相对规范的市场条件下，没什么可指责的。问题是，这些条件我们具备吗？裁判员和运动员，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中，是仅凭名字就一目了然的吗？

　　这种身份混乱，正是国资委屡遭诟病的根源所在。回到国资委出台的《指导意见》上来，如果国资委强调自己国有资产监管人和托管人的身份定位，那么，考虑到屡遭失败的“车改”以及当前的公司治理和监管水平，国资委不会不明白央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货币化的风险所在。而如果更加强调自己“出资人”的定位，同样的理由，也仍然足以让“股东”担心改革会被“变相”。

　　可是，这些顾虑却都无法使得“货币化”暂缓出台———虽然终究要面对央企负责人职务消费改革，但改革的代价和改革中的问题，有时却并不是改革的问题。即便抛开国资委此次是否又是在为央企代言，我们则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无论是作为监管者还是“出资人”，起码在目前，有关部门还难以让人放心。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