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半月谈

　　内蒙古的奶业、甘肃的马铃薯等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一头系着千百万农民的“钱袋”，一头连着城市人的餐桌。记者最近调查发现，这些成长中的特色产业，眼下正遭遇种种“成长之痛”。有效化解这些“成长之痛”，关系到农民增收、产业发展，也是西部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产业规模遭遇资源制约

　　基地与农户、经销商和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三驾马车”，而农牧业产品种养规模既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又决定着产业的影响力和发展潜力。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马铃薯、奶业等产业的种养规模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龙头企业却因原料供应不足而“闹饥荒”。

　　甘肃凯龙淀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树宏眼下正为原料发愁。他原来就有一家年产8000吨马铃薯精淀粉的厂子在“闹饥荒”：2005年实际只生产了3000吨；去年新上马的3.6万吨精淀粉厂是与荷兰一家公司合资，本想以粗淀粉为原料，摆脱马铃薯上市季节性太强、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但同样遭遇到原料短缺问题。

　　呼和浩特华欧淀粉公司是一家与瑞典、丹麦合资的企业。公司总经理王向华说，企业运行中一直面临原料“吃不饱”的问题。华欧公司设计产能5万吨淀粉，实际年产仅3万吨。

　　内蒙古和甘肃是全国两大马铃薯主产区，主产区的加工企业怎会存在原料“饥荒”呢？一个客观原因是，近年来作为蔬菜用的马铃薯市场外销价格，要比加工企业原料收购价格高出约50%，从而减少了原料供应量。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种龙头企业“闹饥荒”的现象并非马铃薯一个产业所独有。甘肃省农牧厅产业化经营指导处处长程浩明介绍，当地几大产业都碰到了同样问题。

　　———甘肃20多家草加工企业现有年加工能力88万吨，但实际年产仅33万吨。

　　———4家番茄酱加工企业10万吨年产能，实际加工量只占总产能的40%左右。

　　———全省苹果汁加工企业年产能７万吨，去年实际产量仅2万吨左右……

　　据甘肃省农牧部门统计，2005年甘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34%，加工产值不到农业产值的40%。

　　作为我国奶业发展核心基地之一，内蒙古2005年奶牛养殖数达到251万头。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周文毅说，养奶牛耗费耕地，按照经验，养一头奶牛至少需要3～5亩地来种草，这就需要800万～1200多万亩耕地来保障，但实际饲草种植面积跟不上，在一些主要奶源基地村，原来3亩地养5头牛，现在要养10头牛，结果奶牛营养跟不上，严重影响了奶产量和奶农收益。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曲玮认为，奶业、马铃薯等农牧业产业发展遇到了一个共性问题：市场无限但耕地、劳力等资源有限，农业产业化发展与资源保障矛盾日益凸显，资金投入、劳动力和土地保障等资源约束产业发展的态势明显加剧。

　　产业发展陷入“市场主体地位困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特色产业发展规模遭遇的“资源瓶颈”，可以用提高产量和品质等科技手段来化解，而比“资源瓶颈”矛盾更尖锐、更难化解的是“市场主体地位困境”。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成规模发展马铃薯产业已有10年。2005年，这个区179万亩耕地中有73万亩种植马铃薯，39万农民人均近2亩。截至目前，全区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有12家，年加工能力达到12万吨；骨干经销商有40多人，年外销马铃薯32万吨以上。

　　但是政府也碰到了新难题：三个市场主体，经销商和龙头企业是垄断和半垄断的状态，“在对等谈判的情况下，农民这个主体，坐不到桌子上”。种植马铃薯的农民发现，在马铃薯从田头运往市场的过程中，自己几乎没有发言权。

　　为保护农民利益，安定区近两年来对流通环节进行了干预，推出“市场指导价”。但是“指导价”却引发了政府与经销商之间的一场“暗战”。 安定区马铃薯经销协会秘书长屠伯荣回忆说，当时客商们意见很大，联合起来实行“罢收”。

　　政府出面召集了40多名经销商骨干开会，要求价格涨起来。吃了饭，喝了酒，但第二天没涨。政府再度出招：一是要求区马铃薯产销协会敞开按指导价收，资金不够政府支持贷款。二是对不愿收的经销商，政府不给车皮。

　　在政府强势介入之下，2005年，仅价格上涨因素，当地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中就增收200元以上。但是政府介入市场后，也陷入“不干预会薯贱伤农，干预又存在政府越位”的两难境地。

　　定西薯农的市场主体地位困境并非个案。在有“中国乳都”之称的呼和浩特市，养殖奶牛的农民目前正承受着收益逐年下滑的痛苦。

　　和林格尔县姑子板村是奶牛养殖基地核心区之一，虽然近年来政府积极扶持农民，但奶农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村委会主任王三毛说，全村农民户均贷款1.2万元，信用社和发放贷款的奶业公司都从奶站直接扣款，奶农交了奶实际上拿不上多少现钱，“奶牛就是替信用社和公司养着呢”。

　　“主体地位困境”也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呼和浩特华欧淀粉公司曾先后尝试与县政府、乡镇政府甚至直接与千家万户农民合作，但发现这三种方式都是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公司总经理王向华说：“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同主体间相对的对等地位会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反之，实力相差过大会阻碍产业健康发展。”

　　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认为，农牧特色产业发展至今，始终未能解决好农民、经销商和企业三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平衡问题。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华林认为，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低，政府适度介入不仅不是越位，还是一种必要补位。等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规模扩张将不再是政府的关注重点，而应该转向培育不同市场主体，并不断探索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来协调和维护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

　　“成长之痛”的启示：让农民掌握市场话语权

　　实际上，西部一些特色产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远不止这些。比如规模扩张过大，存在“贪大嚼不烂”的问题；标准化生产模式不规范，又遭遇各种市场的技术、贸易、绿色壁垒；一些农牧业特色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出现了未富民先污染的后遗症。这些产业成长的痛苦已远远超出一个产业的局限，而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密切关联。

　　“马铃薯和奶业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目前‘三农’困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太弱小。现在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在市场上掌握话语权。”曲玮说，“政府介入从短期看是一种积极手段，但并不能代替农民的合作组织，政府介入越深，将来退出成本就会越高。”

　　目前基层组织农民的手段主要是由政府扶持建立各种协会。但是这些产销协会诞生伊始就打上了很深的政府烙印，有些协会甚至被称为“二政府”。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郝诚之认为：“在组织农民的问题上，政府应有准确定位，是帮助和扶持农民，而不是直接出面和干预农民协会的组建。”（记者　谭飞 刘军）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