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维持自己的生存是所有其他更高级活动的基础，所以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成为人之常情。但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传承的使命、对于弱者的天生同情和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有时候并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常常不顾自己的切身利益，做出违背人之常情的事情，在常人看来就是“有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人患这种不计功利的“疾病”，这个社会可能更不正常了。知识分子的“有病”使他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徘徊。

　　其实，知识分子应该赞赏市场。因为物质的丰富是知识创造的基础，最初出现专门创造知识的人，是人类有了剩余生产资料以后的事情。而市场经济的产生，再加上现代技术的引入，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尤其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财富的急剧膨胀超过了人类发展上千年的总和。这些巨额的财富剩余为知识分子从事知识创造打下了深厚基础，可以支撑一支急剧扩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在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执政的希腊全盛时期，希腊共有200位专职知识分子，相当于1500人中有一位知识分子。今天美国至少有100万知识分子，大约每200人中就有一位知识分子。由于市场体制取得的伟大成就，美国90%的知识分子享受着愉快的幸福生活。中国知识分子的比例比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经上千万了，按照知识分子的严格定义，知识分子也有几百万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知识分子现在的生活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强很多，现在再也没有“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抱怨了。

　　市场的成就还成全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由言说和彻底的批判精神。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代，知识分子由国家或者王公贵族进行全额资助，这些资助都有很多不言自明的限制条件。比如不能过分地批判政府和王公贵族，知识分子由单一或为数很少的买主支配的状态，限制了他们的思想的自由和独立，但是市场经济发达以后，众多商家成立各类基金或者私立大学，市场人土的资助让知识分子摆脱政府单一买主的尴尬，获得了更多独立和自由。

　　而这些市场人士的资助是最慷慨的资助，在乔治·斯蒂格勒在《知识分子与市场》一书中，认为在西方大学界，对教授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给予了最坚定的保护和最有力的促进的，不是政治上受到控制的大学，即使18世纪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也做不到，而最自由的大学， 是由一群高素质的市场领导者管理的大学，“这些企业家拥有惊人的耐力，除了把学校办成一所平平庸庸和自鸣得意的大学以外，他们几乎能够容忍一切。”

　　市场提供的物质基础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提供了很好的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会对市场的庸俗趣味、垄断欺诈、贫富悬殊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忽略或损害，抱以宽容的态度。因为人类世界不能只是经济和物质的，还需要精神的滋养和培育。如果只有市场，那么就没有人提供保家卫国的军队和穷人的救济金，也没有人去生儿育女。作为知识分子，他要关怀人类精神和人类未来的发展，他要为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人争取起码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常常要批判养育他的市场。

　　知识分子支持市场和反对市场的倾向，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到了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互相冲突尤为激烈。而对于今天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跟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由于掺杂的利益更多，知识分子的角色尤为混乱。由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市场的发育直接与改革联系在一起，而改革又和社会公正有关，在这多重的关系中，中国知识分子便处于尴尬之中。

　　坚持改革便要支持市场发育，坚持市场化的趋势就要改革现有的利益格局尤其要改革国有企业。在市场本身的不完善的情况下，加上不受限制的权力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国企改革中分配不公，国有资产被不法商人和贪官合谋而吞噬，在国企中长年劳作的工人，不能得到自己该有的一份利益，在改革中他们没有得到好处。这些在改革中受损的底层人群，心中充满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同时那些被剥夺了既得利益的上层保守人士也对改革充满了愤怒，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曾经的利益和权力。

　　如何面对来自高层和底层的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的潮流，考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和知识分子的本色。投机的知识分子可能迎合着上下这两股潮流，使改革中的不完善、市场化的不彻底变成反对改革本身、反对市场本身的力量。但理性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则要揭露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同时寻求完善市场化的途径，探索改革中的公平法则，他们不会因为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和市场的不完善，而完全否定国企改革的方向，并因此反对市场和改革的总体方向。

　　眼下，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如何识破那些投机知识分子的伎俩，而回归改革和市场化的正道。

　　2005年9月12日

　　刊登于《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