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日本著名导演今村昌平近日去世，享年79岁。今村昌平是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两届戛纳电影金棕榈奖得主，他最出名的镜头主要集中在草根底层的民俗上。今村昌平的影像美学，佐证了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快速分层和古老的社会心理共同体的瓦解。他总喜欢从一些边缘地带，野史流俗里进行强攻，比如他的电影会考察一个极端穷苦地区的生存秩序（《楢山节考》），或者重温二战后物价管制和配给制度下的黑市生活（《猪与军舰》）。道奇方针等剧烈经济改革后的市场自由扩张期下的民生焦灼（讲述日本妓女故事的《日本昆虫记》）。他构建出一种残酷的美学，没有分寸的兽性自然主义和“生存决定论下的性欲和爱情”。

　　毫无疑问，他的方法论鼓励了改革开放后在学校里观摩学习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发迹路线似乎更像“今村昌平”式的，比如他的《红高粱》，而不像张对外界传递的那样：“我经常用黑泽明的遭遇来抵抗国人对我的误解。”

　　他的巅峰作《楢山节考》是一部几乎让人在心理上没法观看下去的影片。楢山极度贫困，形成了一个强制性的规则：因为食物获取困难，老人到70岁就要被遗弃，由孩子将其背到楢山上自生自灭（一般当天会被山寒冻死）。主人公69岁的阿玲婆是这个规则的忠实信奉者，进山之前，她甚至憎恨自己的口齿强健和身体硬朗。因为应该衰老而不衰老，老而不死，会带来名誉上的诋毁。她精心安排长子的娶妻（女人是稀缺品），游说一个老婆婆，为不能娶妻的次子（也是风俗要求）稍解性事尽点人道。最后，她安排妥当了一切，终于上路。长子将其背到山顶，坐以待毙。此时，意味吉兆的神山大雪飘然而至，人性沉没，人道似乎又一息尚存。

　　电影《楢山节考》的原型小说是由小说家深泽七郎1956年所写的《楢山小调考》。1956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启动期，这个时点同1992年的中国很相似，因为1992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加速自由化和国际化阶段。

　　日本在1945年-1951年美国占领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将地主和超过一定面积的私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具有公平正义。但从经济角度看，缺点是超过了土地有效耕种面积的最低限度，即把土地分割得过于细小。于是，对于日本农民来说，土地仅仅作为一种最低生存线的“保险机制”，如果大量农业“出口”的劳务工出现，如同中国的农民工。

　　195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日本整个国家都在号召要同西德等欧洲重建国家竞争美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订单。大量的农民工进入纺织品和煤炭等领域，并被强制性地压低工资，这被认为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法门。尽管劳资矛盾已经毕露，但是并没有摩擦到像后来的1960年那样的剧烈程度。同时，环境破坏和工伤事故不断，水俣病骨痛病被有良知的摄影记者“黑镜头”所记录，并推动了随后的“四大公害诉讼”。

　　1950年代日本国内的主流经济思想是：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1美元＝360日元）要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来保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当时，尤其是底层人群名义工资上涨了11％的时候，经济学家惊呼：我们的竞争力要打折扣了。这让人想到了最近张维迎教授评论提高最低工资的言论。

　　《楢山小调考》讲述的就是这种思维下的哲学。首先，维持一个地区体系必然需要有牺牲，楢山牺牲的是阿玲婆这样的老年人口，而日本漠视的是没有太多人力资本积累来自农业的劳务工。就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总是将中国的竞争力放在2亿多农民工身上（控制他们的成本即是在维持中国的竞争力），而不委以那些从专业院校出来的学生重塑中国竞争力的重任。其次，阿玲婆在赴会之前还要操劳持家一样，当时的劳务工成为日本出口替代战略主力，用换得的外汇升级了日本的工业，但得不到更多的利益分享和人力资本教育培训。

　　故事的结局是，日本政府在1956年之后就改变了策略。在同税收相匹配的国家预算中（当时的日本一直是财政平衡的信奉者），教育投资的比例以疯狂的速度增长。1956年－1971年日本的名义工资年均上涨率在10.2％，名义GNP是14.5%，货币供应M1为15.9%，实际GNP的速度是年均9.4％。最后，“在富足中纠缠，在精巧中熨贴”的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取代了“贫穷强化了性欲，退化了爱情”的电影《楢山节考》。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