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开讨论的中国农业银行改制方案基本可概括为整体改制和分拆改制两大类，其中分拆改制方案又分为按区域分拆和按业务分拆两个子类。但每一种方案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操作难度和风险都很大。根据多年从事国有企业改制的实践经验，我们提出一种全新的改制思路，以抛砖引玉。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步，国家对农行注资3500亿元左右，使农行具备可持续经营的基本条件。2005年底农行不良资产规模为7400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360亿元。2005年底农行账面股东权益约800亿元，假设上述不良资产实际损失率为70%，则国家注资3500亿元到位后，农行经充分计提后的实际股东权益虽然仍为负数，但绝对金额已显著缩小，基本具备可持续经营的财务基础。

　　第二步，2005年底农行员工约48万人，国家以所拥有农行20-30%左右的权益作为买断工龄的对价，分流农行1/3在职职工，约16万人。分流出来的16万农行员工将集体成为农行战略投资者，持有改制后农行20%-30%左右的股份。如果自愿分流的职工人数超过预计人数，则可适当降低买断工龄的补偿标准；反之则可适当提高补偿标准。为了尽快提高农行资本充足率，国家可与拟分流员工约定，未来5年内农行原则上不实施现金分红。

　　第三步，在改制后的5年内，国家每年应有条件向农行提供300亿-500亿元的后续注资，用于注销不良资产，保持股本结构与数量不变，但国家的后续注资不改变分流员工在农行的持股比例。为了确保农行在改制后继续服务于三农，国家后续注资的具体金额应当与农行当年涉农信贷规模和资金投向挂钩。在5年期满后，国家可根据当时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取消对农行的补贴或调整补贴标准。假设每年注资金额为500亿元，5年可累计注资2500亿元；2005年农行为每名职工支付的现金成本是6万元，分流16万职工每年可节约成本100亿元左右，5年累计可节约成本500亿元；与其他三家银行的改制方案相比，改制后农行经营机制的转变将最为彻底，可使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自身盈利水平将显著增强，未来盈余也将成为农行未来核心资本的重要来源，因此5年后的农行有望成为一家真正健康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与现有大家讨论的农行改制方案相比，本改制思路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将人员包袱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农行现有员工48万人，占到全国所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和的1/4，而资产规模仅占全国的1/8，沉重的人员包袱已经成为内部机制转换的巨大障碍。本改制思路分流出16万员工并将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公司股东，不仅有利于农行内部机制的转换，而且还将成为农行改革的巨大动力。因为，一方面分流职工所持有的股份可能是他们未来退休养老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所持股份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他们已经离开农行，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将会有力地督促未来农行董事会和管理层更好地做好改制工作。如果未来农行改制工作不彻底，那么农行的股东大会就不可能走过场，每年的董事会工作报告就没那么容易通过，甚至董事个人都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股东诉讼的威胁。

　　第二、通过16万股东的群防群治，缓解经营链条过长与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为了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的改制都普遍采取了收缩基层网点、缩短经营链条并将业务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做法，因为国内银行业的管理能力确实还难以有效控制经营链条过长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农行的改革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不能撤销基层的营业网点，也不能缩减涉农业务规模，但农行的管理水平又是四大国有银行中最差的一家，经营链条过长将严重威胁农行的经营安全。本改制思路分流出的16万员工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熟悉农行各个业务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他们成为股东后将可以对农行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具有任何其它外部监督力量都不可比拟的优势。，只要精心设计好职工股东表决制度和其它配套的公司治理制度，使他们能够畅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16万股东的群防群治功能就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第三、可有效缓解政府一次性注资的压力。有人测算，农行若要在整体改制后实现不良贷款率在8%以下，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则至少需要政府注资5700亿元；也有人认为农行整体改制大约需要政府注资1000亿美元。不论准确数字是多少，整体改制需要政府出资的金额必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根据本改制思路，政府对农行的注资可分步到位，政府出资的压力将显著减轻，而且在政府注资全部到位之前，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职工股东即可发挥监督作用，可有效防止政府注资再次被浪费，这是其它任何方案都不具备的优势。不仅如此，政府后续注资的相当部分还可以来源于农行自身的税收，2005年度农行累计上缴税金约130亿元，随着改制后盈利能力的提高，农行纳税金额必将大幅度上升。

　　第四、缓和了农行改制与发展农村金融之间的矛盾。除了将政府对农行的后续注资（或补贴）与涉农信贷规模挂钩以外，本改制思路还可能从根本上缓和、甚至消除农行改制与发展农村金融之间矛盾。陆磊研究后发现，农行下属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新疆建设兵团等8家一级分行一直坚持从事农业信贷，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都居于当地金融机构的领先水平，农业信贷的不良率也较低。尽管农户的经营收益率低，但其信用状况未必比企业低，关键在于银行自身是否具备完善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如果农行在本次改制后实现了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则农行完全可能自愿加强涉农业务。在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收缩基层网点后，农行在农村和涉农信贷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垄断优势，只要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到位，改制后的农行一定会不断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不是扎堆于城市。

　　第五、可以避免国有银行单一改制模式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虽然前三家银行的改制模式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没有摆脱“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这一模式。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一模式是完全成功的，近期不断出现的金融大案已经给我们以警示。除此之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国有股东之间的磨合也才刚刚开始，潜伏的风险可能尚未暴露。如果农行也采取同样的改制模式必将加大上述系统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很多人对员工持股抱有成见，他们认为职工持股容易形成大锅饭、吃光分光，甚至会扰乱金融秩序。其实员工持股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身上，试问有哪位公众投资者真正关心过企业的长期成长？有哪位投资者不希望上市公司多分红、多派现？为什么公司上市就意味着进步，员工持股就意味着落后？联想集团、TCL、特变电工、宇通客车等一大批知名企业正是依靠员工持股的制度优势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拿出监管证券市场的资源和决心发展员工持股，恐怕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改制局面早已今非昔比。

　　（尹中余系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薇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