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宇，这个最近被频频提起的名字，成了一个“用生命加班”的符号。

　　就在这名华为公司员工因过度加班不幸离去的前几天，广州一名服装厂女工为赶活，连续加班四天、累计工作54小时，在端午节前夕猝死。

　　上海最新一项调查显示：42%的劳动者处于超时工作状态。“拼命加班”成职场“潜规则”。

　　职场弥漫“朝九晚‘无’”

　　“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无’。华灯初上，别人下班了，我们的工作日却才过去了一半！”在上海浦东一家外资企业上班的黄某近日向媒体投诉说。

　　在上海一家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小伍对记者说：“我们除了要加班，还要频繁出差。‘忙季’，成天飞来飞去，到一个地方熬上几夜，又马不停蹄赶去另一个地方。”

　　“白领入门的第一课，就是学加班。”去年10月进入上海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实习的小舒说，她在最近的八个月里，有近4/5的工作日在加班，平均每天工作约12个小时。“刚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就得赶回公司加班。连熬几个通宵是平常事。”

　　加班不是“新人的专利”。做了八年广告策划的林小姐说：“我们早把加班当成家常便饭了。叫苦也是徒劳，就算跳槽，有哪个公司是不需要加班的呢？借用一句广告语，如今的加班，还需要理由吗？”

　　最近，国内一家门户网站就“胡新宇之殇”进行了调查。对于“你经常加班吗？”这个问题，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经常加班”，27%“偶尔加班”。从每次加班时间来看，两小时以上的多达78%，而超时加班能获得补贴的员工只占17%。

　　在上海职场，一组数据探照出一颗让人忧心的“地雷”。翰德人力资源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

　　调查还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拿着较为丰厚的报酬，但是却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

　　“自愿”着，无奈着

　　智联招聘网近日在全国范围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六成上班族由于频繁加班而身体每况愈下，但面对企业的晋升和淘汰机制，他们常常“自愿加班”。

　　调查发现，六成员工之所以“自愿加班”，主要是出于“三怕”：

　　一是怕丢了来之不易的饭碗。即将投身某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小欣说：“如今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找到这份让许多人艳羡的工作，我已经拼掉了半条命，工作后如果连加班都不乐意，万一被开除怎么办？”张某是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的置业顾问，公司实施末位淘汰制，为了不被淘汰，他已经很久没过双休日了。

　　二是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智联招聘网调查表明，在“自愿加班”的员工中，有近半数是出于竞争而被迫“加班”，或是想通过加班博得老板的赏识。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的刘小姐说，自己下班后经常得陪客户参观工厂，否则到手的业务就可能被别人抢走。在长乐路某知名咨询公司上班的施先生说：“其实同事谁也不想主动加班，但在老板面前表现一下，也许能得到更多机会。”

　　三是怕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一家跨国公司的销售经理毛先生说，他所在的公司，个个都是“人中之精”，一个比一个优秀，要想不落后，必须把加班当作工作的一部分，“习惯了就好”。在上海恒隆广场上班的秦小姐对此完全认同，“想要升迁，怎么能不加班呢？”

　　前不久，上海浦东新区总工会针对陆家嘴、张江、外高桥区域“白领”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白领”阶层尽管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却也有着难以排遣的职业压力和生活压力：一方面，多数企业为了争市场，把业务指标摆在重要地位，“指标”成为很多员工心头的大石；另一方面，包括住房、抚养子女在内的生活成本过高，使得他们不愿放弃一切可以增收、晋升的机会，于是，一头扎进了加班的“泥潭”，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

　　“拼命加班”为何成常态？

　　“拼命加班”为何见怪不怪？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有“严苛”的企业制度高悬，身边有“先进”的工作榜样，大家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加之来自家庭、社会舆论的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带来的结果是，过度加班的氛围在社会渐渐弥漫，演变成一种共通的“加班文化”。

　　探究“加班文化”，发现，其根源在于两方面的缺失：

　　一是观念方面的缺失。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对记者说，员工逃避一切加班、忽视必要的工作职责固然是错误的，但变成“上班拼命，下班睡觉”的工作机器，更会与丰富、有益的社会生活隔绝。常识表明，休息是不可或缺的，连续加班会影响生产效率，不仅消磨身体，还会导致员工步入思维和文化的真空。

　　“问题在于，一方面是西方人对休息权很看重，另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进入中国后，为榨尽剩余价值，大力推行‘加班文化’。这在一些外资企业、跨国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这些企业的工作模式，是“将生命作为可牺牲成本”，有意识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频的新血液维持高增长，不顾惜员工的生命价值。一位IT人士说，国内IT行业被列为“过劳死”的高发区，员工加班已成常态；在欧美IT企业工作的朋友，却常常接到休假通知甚至被强制休假。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的“过劳而不死”的加班一族来说，目前的法律更是“爱莫能助”。劳动法虽然规定了每周五天和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对于限制超时加班问题，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峻认为，目前我国在超时加班问题上缺乏制衡机制，员工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维权机构。要破一破当今社会“加班文化”，首先要从完善制度入手，在法律上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的规范，同时，对用人单位以种种方法强迫员工加班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应探索从“有举报再介入”转变为主动介入，以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新闻链接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胡新宇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

　　毕业于四川大学1997级无线电系二班的胡新宇，2002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攻读硕士，2005年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如果不是长期过度劳累，小胡不会变成这样。”胡新宇的一个同学表示，长期超过身体负荷的工作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让他的生命变得危险和脆弱。

　　胡新宇在华为日常的作息习惯是：晚上坐上公司近22点的班车，从坂田基地颠簸到关内的家中，到家时间已超过23点钟，然后早上7点起床去赶公司的班车上班。

　　今年4月初开始，胡新宇所在的接入网产品线(原为固网产品线)接入网硬件集成开发部进行一个封闭研发的项目，项目内容被严格保密。

　　这个项目开始后，胡新宇开始经常在公司过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早上依旧早起，8点钟吃早饭，9点钟打卡上班。

　　4月28日，胡新宇身体极度不适，他请了假去医院就诊，29日，胡新宇坚持不住了，他几乎整个“五一”长假期间都在医院病床上，而不是公司实验室里度过，后来由于病情过重，转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

(责任编辑：马明超)